纸质版图书没有消失，相反，它们还在增长：根据《鲍克公司全球图书书目》(Bowker"s Global Books in print)的数据，1998年全世界出版了70万种新书，2003年为85.9万，2007年达到97.6万，2011年将有超过100万种图书面世。坏消息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解读这组数据，纸质版图书的增幅已明显下降。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电子书的销售速度已远远超过纸质版图书——而且是在电子书的种类远远小于纸质版图书的情况下。

　　在这本关于图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书中，作者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指出了纸质版图书的许多优点：便携，不需耗费额外的能源;所谓先进保存技术(微缩胶片、数字存储)其实并不能比纸张保存得更长久，更重要的是：“无论技术多么先进，我也无法想象旧书的电子图片能够比得上触摸原书带来的兴奋。”同时，他也坦诚，“不过，对旧式图书的偏爱也许模糊了我对未来的构想。”

　　达恩顿是图书历史研究者和爱书人，他仍然记得1957年他第一次进入亨廷顿图书馆(收藏稀有图书的手稿的哈佛的图书馆)时看到梅尔维尔版的《爱默生随笔集》页边的大量注解时的深刻印象：“那种体验只有在稀有文献阅览室里才能感觉到”，而电子版图书又怎么能带来这样的阅读体验呢?

　　作为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达恩顿从1997年开始推动图书数字化，筹备“古腾堡电子图书计划”，以期复兴专著在历史学领域的地位，并帮助初级学者开始学术生涯。当时的论文管理者并不鼓励学生出版电子图书，因为他们担心等到评定教员和终身教授时，网络出版物不能被计为真正的著作。虽然达恩顿和同伴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推动“古腾堡电子图书计划”的实施，但在6年项目期结束后，项目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古腾堡电子图书计划”项目是因为设计上的瑕疵，还是因为超前于时代才陷入窘境呢?达恩顿说，“我赞成后一种解释”。

　　由此看来，达恩顿显然不是一个老古董，他热爱纸质书，同时身体力行推动图书数字化，但他在《阅读的未来》里多处对图书数字化浪潮的到来流露出对数字变革的焦虑和不安，尤其是Google将大量图书数字化让他深感忧虑：Google是否会垄断?是否会像微缩胶片时代一样，在Google将图书扫描之后图书馆把被扫描过的图书扔掉?Google会犯错，扫描图书的过程中发生漏书、跳页或图片模糊了怎么办?Google能保证他们扫描的图书拷贝能永久保存吗?即使这些都不是问题，可电子书终究不像纸质版图书一样，拥有纸张的材质、气味、感受和相同的阅读体验。——可是，那又如何?通过自由竞争形成垄断一定是坏事吗?不能永久保存有什么关系?根据摩尔定律，每过一年半硬盘容量能增大一倍而价钱降低一半，即使一块普通硬盘只能保存10年，每10年更换一批硬盘保存电子书的花费也远比图书存储在图书馆便宜，更何况，因为人口的膨胀我们几乎无法阻止土地、纸张价格的上涨。而漏书、跳页和图片模糊的问题，再重新扫描一遍补上不去就行了吗?关于达恩顿馆长反复提及的“纸质书的感觉”——好吧，当年刚发明出纸张和活字印刷术的时候，读竹简书和手抄本的人也挺怀念(被摸过很多次的)“竹子清香的味道”和反复涂改过的既缺页又漏字的“手写体”的感觉，我很好奇为什么现在看不到有人跳出来说他们要读竹简书或手抄本了。

　　我们得承认，在技术变革剧烈的年代，因为习惯力量的强大，人们接受新事物总是很困难。对于读者而言，爱好纸质书没什么不好的，就像很多人喜欢收集初版书或毛边书一样，都是因为“有感觉”才喜欢，因为有这些兴趣爱好，我们的生活才更丰富有趣。只是对内容相关从业者来说，越早接受这个事实，越容易获得先发优势(在亚马逊的电子书销量都超过纸质版图书的情况下，更准确地说法是尽可能减少“后发劣势”)，你对纸质书喜欢与否完全不重要，那并不能阻止内容电子化浪潮的到来。对许多声称一辈子都只会选择读纸质书的读者，我也很怀疑，因为曾坚持了小半辈子的表示不学电脑和打字的李敖在开始玩微博之后都表示要开始学打字了。所以，先别急着拒绝，先试试。

　　这本叫《阅读的未来》的图书讲述的内容更多是图书的历史，本书原名为《书之承载：过去，现在和未来》(The Case for Book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可能是出于市场考量，引进本书中文版权的中信出版社将它命名为《阅读的未来》，以顺应当前热点。达恩顿这本由11篇文章结集成的10万字的小册子中，有一些内容是近几年发表的，而最早的一篇文章距今却已长达30年。一本叫《阅读的未来》的书里收录了30年前的文章不免令人奇怪，出版商有点太过于“标题党”。
　　这本书的逻辑结构也稍显混乱，书中多次出现同样的内容，比如因为学术期刊订阅费不断上涨导致图书馆采购专著的预算下降达恩顿先生在书里抱怨了三次;而某些篇章却游离在主题之外，比如他花了不少篇幅谈杰弗里·马登、托马斯·杰斐逊和威廉·德雷克等人保存读书札记、摘录名言警句的方式和事例，以及在书的最后谈论起了泛图书历史以及莎士比亚文献起源的话题。——这些内容显然更适合给研究图书史或文献史的研究生阅读。关于这本书结构之混乱，利物浦大学英国文学教授戴娜·伯奇(Dinah Birch)在英国《卫报》上发文分析道：“这种混乱无疑与压力有关。繁忙的学术工作使得(学者们)惯于将旧日发表的文章集结成新作，但却缺少完整的统合过程。”

　　纽约公共图书馆董事会办公室的墙上，用金字雕刻着托马斯·杰斐逊的一段话：“我关注光明的传播和教育的普及，愿其成为最值得依赖的资源，改善物质条件以净化人类心灵，并为人类创造幸福。”达恩顿是知识开放与自由传播的支持者，他倡导的提供免费途径将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学术作品开放给全世界的人民的提议也于2008年成功获得通过。他希望在数字时代能实现18世纪人们想象的“文人共和国”：“一个没有警察、没有边界、没有不平等的国度，只有那些由天赋决定的因素。作者创造理念，读者来评判。凭借印刷文字的强大力量，这些评论得以广为传播，最强有力的观点成为赢家。”对Google这种私有化企业的深切忧虑使得他提出了一大堆问题却没有寻求到答案。他并不认为，处于自由市场中的企业会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因为Google要对股东负责，它的天性是逐利的。面对数字化浪潮到来时，他说，“是的，我们必须数字化。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民主化，必须开放文化遗产的获取通道。如何实现？重设游戏规则，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后，从过去的文人共和国那里汲取力量，创建数字文人共和国。”

　　如何创建数字文人共和国？达恩顿先生走进哈佛大学图书馆馆藏的散发着中世纪油墨书香的历史书架上翻阅了一本又一本，没有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