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状 规模巨大来自市场需求

　　“就出版图书的数量和品种而言，中国已经成为出版大国。但如果按照人均消费和学术话语的国际渗透力等几个关键指标来衡量，中国与出版强国还相距甚远。”对于学术出版的现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作出如下总结：

　　——规模巨大。全国现有580多家出版机构，2012年出版图书接近40万种，其中90%以上的出版机构都涉及学术出版，年出版学术图书约4万种，约占新书总品种数的1/4，其中人文社科类学术图书约2.2万种；

　　——学术出版工程放量剧增。最近两年，随着国家投入的明显增加，大型学术出版项目和工程迭出；

　　——学术译著出版长盛不衰。由于技术进步，无论是面向大众还是面向小众的翻译类图书，读者都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同步看到；

　　——学术互动、出版合作日趋密切。近年来，大陆、台港澳以及全球华人学者的互动和出版合作日趋密切，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话语体系中有了一定的地位。

　　谢寿光同时谈到了当下中国出版业面临的机遇：

　　——国家、社会以及企业对创新型知识的巨大需求促使中国学术出版进入新一轮的繁荣期；

　　——国家学术宏观环境趋暖、学术投入大增和研究手段数字化，极大地提高了学术生产能力；

　　——学术出版作为专业出版的主体部分，已经成为中国出版业的一种自觉。体制内的出版机构和民营业者的融合与整合，使中国学术出版的微观主体激发新的活力；

　　——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开始发力推进学术出版规范体系建设，堪称抓住了解决当下学术出版乱象的“命门”。

　　问题 质量偏低缘于规范缺失

　　当前学术出版受到冲击，既有出版业自身的问题，也与整体学术环境有关。谈及目前学术出版存在的问题，谢寿光认为主要在于5个方面：

　　——投入产出不成比例。据有关统计，中国近年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在全球排名第二，与经济总量相当，但成果产出率在第10名左右，而学术图书能被国外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不到年出版总量的1/4，能被译成世界主要文种进入国际学术交流体系的不过千种左右；

　　——数量、质量发展不平衡。大陆地区学术出版数量与质量不成比例，数量巨大、质量偏低，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大量存在泛化、低水平重复，甚至抄袭、剽窃现象；

　　——专业化水平低。中文学术出版机构专业化程度偏低，相当数量的出版单位出版学术图书基本无准入门槛、无学术操守，只要给钱就可出书；在人文社科出版领域，实行专业编辑制度的为数甚少，专家匿名审稿更如凤毛麟角；

　　——学术出版规范缺失。仅以索引为例，据武汉大学近期的研究显示，大陆地区近年出版的学术图书带有索引的不到3%；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混乱、畸形，重量化指标，缺规范有序的同行评价。出版业至今尚无公认的学术出版评价体系，学术出版物良莠不齐。

　　这些现象在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看来，当前我国学术出版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内容，二是规范或者说形式。就内容而言，学术出版的整体质量不高，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些学术类出版物虽然印制精美、规模庞大，但是没有创新的观点，学术含量很低；个别学术出版物东拼西凑，抄袭和学术造假的行为屡有发生，不仅造成了出版资源的浪费，也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学术出版的声誉和形象。就规范而言，目前我国学术出版的技术规范还很不完善，没有与国际标准全面接轨，学术出版机构对于规范执行的意识不强、力度不够，对引文、注释、参考文献、索引等要件的处理态度随意，缺乏制约，严重影响到学术出版物的严谨性和权威性，既给读者带来不便，也影响到国际社会对我国学术成果的承认。

　　“正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和有关部门经过认真调研，提出了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要求，于2012年9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界定学术著作的范围和学术著作出版的功能，明确要求出版单位强化学术著作的选题论证，保证学术著作内容的质量，对于引文、注释、参考文献、索引等要件，必须加强出版规范、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标准，切实保障内容、编校、装帧设计、印制质量等。”郝振省表示。
　　建言 提升门槛还要恪守本职

　　对于应如何加强学术制度出版的规范，郝振省认为应处理好4种关系：一是要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事实上它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真正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经济效益也会有可靠的保证。二是要处理好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关系。不少出版人过于急躁，只想“短平快”，没有十年磨一剑的耐心，但学术著作出版有它自己的规律，是急不得的。三是要处理好被动服务与主动参与的关系。出版社不能丧失主体性，而要主动参与学术的创作过程，把关口前移，只有这样才能占领学术出版的高地。四是要处理好作者和出版者的关系。出版学术著作要和作者衔接，这就要求我们的编辑在学术见解、学术视野上有一定的层次，才能顺畅地与专家交流沟通，担当出版人的学术责任。

　　学术图书的流通情况，决定了目标读者是否能顺畅地找到所需。对于为学术图书流通搭建平台，浙江新华发行集团公司采购部经理樊利明颇有心得。她认为，学术图书已经不仅仅限于店面销售，而更多地采用基于信息化、数字化时代的更全面的销售模式。针对如何让学术图书的价值最大化，10多年前，浙江新华在进行平台整合的过程中，就提出了通过数据化、信息化、网络化、连锁化，依靠科技手段，通过现代物流将集团打造成具有一定规模、能够为全部图书流通实现最大价值的平台。

　　樊利明表示，在为学术图书建好通路、架起桥梁方面，以下3点是非常重要的：一是标准数据库的建立；二是网点的建设；三是品种和市场的整合。在搭建平台过程中，为吸引小众的专业出版社精耕细作、定向营销，实现其价值最大化，浙江新华为供货商提供多重服务，如订单和发货查询、到货状态、库存分布、销售组成、店面销售情况等，通过这样的“显微镜”和“望远镜”，帮助出版社作出对细分市场的分析。“科技手段在助推学术图书发行流通当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也能够帮助学术出版者更好地规避出版风险和在途风险。”她表示。

　　在销售策略方面，樊利明认为离不开宣传展示和店外营销的结合，离不开店面推广和网络销售的结合。“首先，门店的服务非常关键，通过门店的上架、宣传、展示，可以满足市场的个性化订购。在店外服务方面，浙江新华注重出店经营、细分市场，把党政机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俱乐部等方面的需求加以分析后进行定向引导。”

　　“时代呼唤新编辑，大时代呼唤大编辑。”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发出如是呼声。他认为，所谓大编辑就是立足大出版、面向大媒体、放眼大时代的编辑。在信息爆炸时代，编辑的第一个价值体现在对内容的选择和对思想性的把控方面；第二个价值体现在对所有信息知识真假的厘定和辨别方面。

　　于殿利表示，学术出版有3个基本层面：一是服务学术，二是引领学术，三是最高层次击中潮流。其中，服务学术是基础；引领学术是指所有的学术思想最终要以出版物的形态表现出来，我们不能仅仅被动接受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面对社会的思潮和需求，只有提供能引领方向的学术性研究，我们的价值才能彰显；击中潮流就是使学术出版跨出出版行业，进入社会层面，让我们的思想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有力武器和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