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编辑数字转型“再定位”
按照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总体规划，我国出版业要在2020年基本完成由传统印刷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型。这一战略目标的核心之处在于出版机构体制、机制的转型而不仅仅是表象的产品形态转变，其关键任务是建立一整套面向新型出版生态系统的生产机制、管理机制及营销机制。这也将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
数字出版格局的建立需要出版企业做出大的战略调整，数字化工作需要有大的资金投入作为支撑。这些战略性的全局层面的工作是出版机构作为一个整体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方向性问题。而对工作在具体内容规划和内容生产领域的大多数编辑人员来讲，有必要从微观认识上进行一些转变，来助力机构层面的整体转型工作，其中包括新媒体时代对机构角色、有效资源及策划理念等的再认识。
机构角色：
图书制造商转向信息服务商
传统纸质出版的基本形态是单品种图书，以单个选题为单位。产品大多以个体纸书形式呈现，使用者在一个时间点只能拿单本图书进行阅读，其基本存在形式具有独立性。而数字形态在信息检索方面带来的便捷性对纸质图书的这种独立性形成了冲击，内容与载体的分离使读者对数字阅读设备所能提供的信息量有了更高的期望，人们对这些设备或者技术形态提供信息服务能力的期许越来越大。
这种转变促使我们思考新的产品形态，新产品需要能够跨越个体选题的范畴，把原来独立的、散落的信息进行关联，最终为读者提供更丰富、更强大的信息服务。这种不同选题间的关联有助于将个体信息整合，形成领域内独特的信息群，也就是通常所陈的专业数据库。专业数据库合纵连横，其内容覆盖面决定出版社读者群的广度。信息技术对信息组织生态的最深刻的贡献就在于关联性，就如超级链接使互联网信息变得无比强大，数字技术给我们原本相对独立的纸质信息带来了关联的可能性，这种内容信息之间的关联最终能够使我们向读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这就要求出版编辑改变原先以选题为单位的策划理念，转而考虑向读者提供集群式信息服务的可能性。
这也意味着，我们不再是单纯以书本为单位的内容生产者，而将成为面向特定领域的信息服务商。
有效资源：
内容资源并不为“王”
这些年来，国内传统出版业醉心于一种叫做“内容为王”的说法，在技术型公司不遗余力、甚至谦卑地寻求与各类内容资源合作机会之时，大有一种“资源在我，你奈我何”的姿态。殊不知，在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浪潮冲击下，传统出版机构的版权资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内容资源方面来看，历史上的本版图书资源在新媒体领域的传播权一般是模糊的。数字出版领域“内容为王”的说法虽然值得商榷，却也指出了内容资源的重要性。然而出版社不能把这个“内容”和“我们”不假思索地关联起来，从而把“内容为王”臆想为“我们为王”。
在新媒体时代，除去纸质图书外，著作权者可以自由选择发布平台商。事实上许多作者将作品直接发布在内容运营商的网站平台上，纸质出版逐渐成为其可供选择的传播方式之一，换句话说，出版社不再是作者们发表作品的必经之路了。因此事实上传统出版社和以技术为主导的公司在内容资源方面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如果说传统出版社有那么一点优势的话，也就是和许多著作权者长期合作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信任感。
策划理念：
策划向内容资源规划转变
数字时代出版信息需求形态的转变，使得原来单品种选题的独立性减弱，以单个品种进行呈现和推送的必要性趋弱，促使传统出版机构以选题为单位的内容资源集聚方式也面临转变。想要在未来的信息服务领域立足并有所发展，信息要么有广度，要么有深度。要达到这个目标，内容资源的集聚不能再单以最终出版内容为导向，而应该是，一切有利于做全或者做专出版机构资源数据库的资源集聚方式都能得到鼓励，出版社甚至应该主动进行内容资源储备，手中握有资源，心中才能坦然。必须及早调动全社力量厘清现有的有效内容资源情况、规划未来数字出版方向，进而确定信息资源集聚的范围，进行面向数字出版及信息服务的内容资源规划。
数字出版优于纸质出版之处就在于其丰富的表现方式，任何超凡脱俗的富媒体展现必须有强大的内容元素作为支撑，因此新时期编辑人员应该逐渐培养一种大资源规划意识，不仅为自身策划产品的最终完成提供保障，更为所在出版社总内容资源库添砖加瓦。
正如我们所知，新兴的数字出版革命是由信息技术发展而引发的，但是出版行业的数字化进程并不会由技术来主导，因为作为决定性因素的信息内容依然需要由人来策划和生产，传统纸质向数字化转型需要解决的最迫切的问题还是人的转变。既然数字出版时代出版机构经营的内容没有变（信息），产品的受众也没有变（读者），变化的是受众接收内容的方式，那编辑人员的认识转变，就更应该从关注读者阅读方式的变化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