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我没什么特别规划,就想读本书。”从事品牌管理工作的王立涛在浙江好易购家庭购物有限公司上班,很少有时间读完一本书。

　　像王立涛这样“为读书越来越少而焦躁,但真有时间也不怎么读书”的中国人不在少数。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今年组织实施的“第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2年中国18-70周岁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39本,只有1.3%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多。

　　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全世界每年阅读书籍数量排名第一的是犹太人,平均每人一年读64本书。而在中国,扣除教科书,平均每人一年读1本书都不到。这对于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并发明了造纸术的古国来说实在尴尬。

　　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的侯艳彬说,语文课从小学上到高中,但语文学习只是为了应付高考,自己对阅读的主动性几乎消磨殆尽。“上了中文系才发现,很多经典著作从没读过。”

　　然而,即使在学校上课读书,一但踏出校园,大部分人都会像王立涛忙于工作,对读书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为应对中国国民的平均阅读水平偏低的问题,中国政府甚至将全民阅读立法列入2013年中国立法工作计划。

　　对此,创作了知青文学作品《随记光阴》的作家乔海燕表示,法律强制手段不能代替人们内心的选择,改变浮躁的社会大环境为治本之道。

　　“书籍承载思想。现在社会人心浮躁,心无所依,难免生出思想无用的感觉。既然无用,读者必然减少,”乔海燕说。

　　现年62岁的乔海燕至今难忘1968-1971年在河南南阳下乡期间,知青间悄悄传看以至于翻烂的两本书——《踏平东海万顷浪》和《军队的女儿》,称这两本书支撑着他们“熬过了一天又一天”,给他们“最迷惘的岁月带来精神寄托和正能量”。

　　“人获得力量有时候是在漫漫黑夜中,而在不是阳光灿烂下。这在当时是禁书。虽是军旅题材,但第一讲的是人性,包括爱情,第二文字活泼,尤其是《踏平东海万顷浪》中,当男主角被传战死,女主角苦等八年后重逢,这样的片段给我们那段灰色的年轻时光带来莫大的安慰和鼓励,”他回忆道。

　　“这样的经历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几乎不可能,他们读物更丰富,获取渠道也更广泛,但阅读的冲动因为社会大环境的关系却减少了,”他说。

　　长期关注中国人阅读行为的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湖南省文学学会副会长季水河教授说,目前市场上编辑“凑数”的书多,符合时代发展,又能吸引年轻读者的原创作品不多,貌似选择丰富,实则精品匮乏,这也是造成阅读人群萎缩的原因之一。

　　而与此同时,随着人们接触互联网、手机阅读和电子阅读器等媒介的时长有所增加,中国人均电子阅读量为2.53本,比2011年增长了0.93本,增幅达65.5%,阅读体验被零碎切割。

　　“青年一代对书籍阅读量的降低也是媒介多元化、立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文学阅读的培养应从小开始,家庭、学校、社会都应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和读书氛围,”他说。

　　清华大学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王君超也指出,阅读片段化不利于青年人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同时还有可能由于媒介传播的负面内容对其造成伤害。

　　“就像《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所说,艺术品的光芒因为机械复制而失去,也只有纸质的原创书本才有光晕。”王君超说,“中国人现在以手机为时尚这本身就值得忧虑,在国外,读书则是人们追求的文化享受,代表一种文化品位。”

　　王君超的顾虑与一群在华的外国人的想法不谋而合。就在“十一”前,北京的潮流聚集地三里屯的老书虫书店举办了“文学生死战”的英文读书会活动。百余位参与者聚集一堂享受纸质读书的乐趣。

　　这项由美国《鸦片杂志》主编艾德里·安苏尼加2006年在纽约发起的“文学生死战”读书会已是第三次来到北京。此次活动邀请了4位作家阅读自己的作品,经过评委和现场观众的讨论,最终决出一名冠军。

　　“我们就是想让读书更有趣,让文学重新流行起来。”苏尼加说,“人们总是觉得读书无聊,或很难。但通过文学比赛的形式,作家总会拿出他们最好的作品和表现力,在场的读者也会投入这一氛围。”

　　参与这次活动的美国作家汤姆·卡特在中国待了近10年,深感“阅读障碍这种世界通病也传染了中国人”,希望能通过“文学生死战”让人们从电子书、碎片化阅读中脱离出来,“读书是与作家和自己对话,只有消化思考了才能跟人分享,这样的交流更深更广,”他说。

　　遗憾的是,这样鼓励分享阅读体验的读书活动在中国内地并不多见。首都师范大学历史专业的大三学生任燕青试图做个“拓荒者”。因为不想局限于学生的圈子,她在豆瓣的同城活动上发起了名为“立志读书700本”的活动,希望能有志同道合的爱书人每周分享一本书。

　　从8月开始至今,活动响应者甚众,除了学生,也包括不少“白领”。“虽然来参加的人有限,但有很多人联系我。这毕竟是个好的开始,我很高兴发现这些同好,分享就像酶,把阅读的力量放大增强,我们会坚持。”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