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每当谈及数字出版，业内的第一反应就是“狼来了”，习惯性地认为数字出版会给传统出版业带来极大的冲击。随着技术与出版环境的不断变化发展，数字出版带来了更多的是机遇，而不是危机。

　　为帮助和指导传统出版机构进行数字化转型，今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开展了“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工作”评选。我国的数字出版产业现状如何?本次评选对数字出版行业又有哪些推动作用?新华网联合新闻出版报共同推出“出版数字化之路系列访”，共同关注这一行业热点话题。本期邀请了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解读此次示范转型的相关情况，同时他也提出了发展数字出版业的建议。

　　国内外数字出版的主要差距在于定位及运营模式

　　新华网：先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出版转型示范工作的成果主要都有哪些?

　　郝振省：这个成果我把它归纳一下有这么几个方面：

　　在产业规划方面，几乎所有我们传统出版企业都开始规划自己的数字出版的发展方略，相当数量的出版社、出版企业不仅有短期的计划，而且有中长期的规划。

　　在发展模式方面，也已经打破了单一的模式，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比如有的与技术商合作进行技术研发;有的搭建内容资源平台来整合有限的内容资源;有的申报国家和省部级项目，通过项目来带动发展;有的和阅读终端的设备商进行合作，开发一些阅读器之类的品牌性的产品。

　　在产品生产方面，有的已经确定了一些产品和项目，有的产品已经定型正在开始推广和应用，还有的产品已经形成产业链了。特别是一些企业利用他传统的品牌来开发数字产品，比如外研社做的点读笔就非常成功。

　　在产品的推广模式方面，也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借鉴国外推广模式方面，比如人民军医出版社从2010年就开始在发售纸质书的同时配发阅读卡，通过阅读卡实现了同时在线阅读，还可以链接中华医学资源核心数据库，了解更专业的知识，这种模式成为了国内的首创，也显示了全媒体出版比起单独电子出版的优越性。

　　另外，从投入产出、盈利的角度来讲，很长一段时间有人说数字出版社是烧钱的，但现在不少出版社已经初步形成了盈利模式，有了实际的盈利。比如北师大出版集团，2011年在数字出版方面的纯利润就有193万左右，2012年已经达到340多万。

　　最后一个成果，我觉得就是在这些产品、模式不断推出的同时，也培养了一支人才队伍。数字出版人才总的规模还不是特别让人满意，但是已经形成了不同规模的复合型人才。

　　新华网：目前国内传统出版业的数字出版总体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郝振省：从水平上来讲，我认为目前已经有了一批领军企业，也相应地产生了一批领军人才，在领军企业和人才的带领下也有一些很好的项目，同时也掌握了一定的核心技术，我觉得目前是在这么一个水平上。

　　新华网：同国外的企业相比国内数字出版业的差距主要在哪儿?

　　郝振省：我觉得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差距：一个是定位的差距，一个是运营模式的差距。比如在定位上，国外一些大的集团或标志性的出版企业，已把数字出版作为整体战略的核心板块;而相比之下，国内的集团和企业还只是把它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更多的精力还是用在上市、多元化的开发。虽然认识到他很重要，但是还没那么紧迫，所以还只是把争夺市场的希望寄托在传统方面，放在大而全的上面，这是一个最大的差距。

　　另外国外的一些企业做的是减法，而我们做的是加法。国外一些大的集团现在是在合并同类项，为了合并同类项，他们不惜忍痛割爱。比如说全球最大的出版集团之一培生集团，为了加强教育资源数字化的开发把企业出版社和金融时报都分离、卖掉了，同时又购进了以教育服务为主要业务的美国在线公司和以商业英语为主打的全球新闻公司。

　　而我们更多的是加法，把能够增加我短期效益或者只要是效益板块的就通通纳进来，我觉得这确实是让我们担心或者是着急的一种差距。

　　数字出版要求必须是“强者通吃”

　　新华网：那政府部门在引导产业发展上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

　　郝振省：应该说政府部门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了，比如这次的全国数字出版企业示范单位评选，就是试图通过这样来提升这七、八十家单位的水平，让他们做得更好、走得更快，同时也引领整个传统出版向数字转型的步伐加快。

　　今年上半年，十二块数字出版基地已经全部落地，有的发展得相当不错，当然还存在一些不平衡的问题。还有政府投资主导的一些重点数字化项目，比如国家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已经进行了两年多的时间，中华知识资源数据库的项目也有望年内启动。其他还包括政策、资金支持，考虑到传统单位有他的包袱和运行历史的积淀，需要政府的支持。

　　但是我觉得关键还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就看我们的传统企业能不能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了。
 　　新华网：您对国内数字出版下一步的发展有怎样的判断?

　　郝振省：数字出版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特点，就是它海量的信息、海量的消费、很大的资金投入。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必须是强者通吃的局面，比如亚马逊对销售平台的垄断，安卓和苹果对于移动应用商店的垄断，它的地位已经很难撼动。就国内而言我认为也要走这个模式，我们一大批有实力的数字企业或大的传统企业，如果能够抓住机遇，制定正确的战略，方法和路径又比较正确的话，有可能形成一个好的数字出版生态系统，有可能处在垄断地位。

　　比如中国教育集团、中国科技集团、中国少年儿童出版总社、江苏凤凰传媒公司和千文术美(音)都有可能，这些企业有可能担当超级的采集和投放平台的功能。

　　绝大多数的中小出版企业，我觉得都毫无例外地要进入到数字出版的体系里面去，但应该审时度势，搞清楚自己在整个数字生产企业里面的位置和在整个链条里面的环节，不要贪大求洋、贪大求全。或者作推广商、或者作内容提供商，或者作某一个方面的服务商，一样能够赢得市场、赢得自己生存的空间。

　　传统出版企业发展数字出版要做到“三个转变”

　　新华网：对传统出版企业如何发展数字出版您有怎样的建议?

　　郝振省：我觉得针对传统的出版企业要做到三个转变。目前总体来看，数字出版还有几个不平衡，比如产业板块之间的不平衡，出版好一点，报业和刊业弱一点;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比如京、浙、沪、粤这几个省份因为信息、资源的占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积淀，他们在数字文化积淀上远远超过西北地区。

　　所以今后的发展我由三个不平衡提出三个转变：

　　一是要从工业化的思维转向信息化的思维。前不久国务院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扩大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讲得很清楚，我们已经处在一个工业化时代向信息消费时代转型的阶段，在理念上我们要跟得上这个时代的转变。

　　传统产业还处于工业化的阶段，而数字出版是一个信息化时代的产物，所以能不能把握住时代的脉络，掌握网络生存的规则，遵循网络运行的规律，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没有未来的重大战略选择问题。这个如果跟不上，将来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就有可能难以为继。

　　第二个转变是需要从传统时代的生产关系转向服务运营管理。过去西方学者把与工厂相联系的生产叫做Production(生产产品)，把与管理相连的生产叫做operation(运营)，数字化的时代实际上要求的是服务运营的管理，我们要看清大的趋势。数字化时代的管理，就是要把先期规划、技术平台和营销系统组成三位一体的数字化链条，比如国内的一些公司把通信业的优势移植到出版领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现在碰到爱思唯尔集团的老总他说“不要叫我们出版社了，我们是数据库生产服务商”，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个转变就是要从激烈竞争转到合作运营。在一段时间里内容生产商和技术提供商有一个很大的矛盾，这个矛盾现在还存在。技术商凭借着技术优势把内容资源的价格压得很低;资源上内容提供商出于对这种情况的不满，有时候不把好的产品拿出来让渡给技术提供商，其实这是不正常的发展现象。

　　所以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正在改观，比如上海《解放日报》和腾讯门户网站去年的合作，就是通过自己在新闻方面的优势和门户网站的渠道优势、传播优势，结果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实现了1200万的营业收入。传统的新闻出版内容和生产服务商、技术商不完全是纯粹的竞争关系，更多的是一个竞合的关系，完全可能在一种和谐的界面下各自发挥优势，达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局面。我觉得这是我们发展的一个方向，也是我对传统出版企业的一个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