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读译林出版社刚出的《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卷1 飞扬年华：1928-1946》（以下简称《书信集》），几乎放不下手来。厚厚两册令人目眩神迷的文字正体现了伯林所敬仰的赫尔岑的风格——“机智、恶意、想象力、人性、无拘无束”。先要称赞《书信集》的编者。亨利·哈代博士原就职于牛津出版社，后来入选沃夫森学院研究员，专职编辑该院创始院长伯林的著作。笔者曾在2003年去过他在学院的工作室，当时就听说伯林早期的书信差不多已经整理完毕（英文版第一卷2004年出版，第二卷2009年出版）。《书信集》附有伯林1909年至1946年年表、重要人物生平、通信人索引和总索引，供读者不时查检。由于书信中涉及的人和事太多，注释起来极费工夫，编者能够做到现在这样的程度，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有的注解倾向明显，指责性的断言也缺少根据，幸好并无大碍。尽管哈代博士多方收罗，伯林的大量书信还是佚失了，殊为可惜（当然也不排除收信人或后人不愿将它们公开发表的可能），比如1945年之前他与古典学者莫里斯·鲍拉的通信。鲍拉是牛津标杆式的人物，多年任瓦德姆学院院长（1938-1970），还做过诗歌教授和副校长（校长为女王），伯林与他来往密切，但是伯林给他的信，《书信集》仅收一封。那封信写于1945年6月，篇幅很长，主要牵涉朋友熟人在战后的去处和大学的任命，颇有施加影响之意。此刻的伯林卷入政治、外交和犹太复国运动已经太深，写出来的信件不像早期那样色彩斑斓。
读完伯林这些书信，首先想到一个中文里用得不多的概念——“自我戏剧化”（self-dramatization）。卞之琳在追念叶公超时称他这位老师善于“自我戏剧化”。原来叶公超给学生上英国戏剧课，常指派学生担任剧本中角色，合念对话，每听到发音或语调不大对头，他就猛拍一下教习桌，学生听到巨响，起先相顾失色，听多了就相顾失笑，因为他们突然醒悟，老师也把讲台当戏台，脸上涂粉墨，身上着戏装，于是“学会了看透人家的自我戏剧化表演”（卞之琳，《赤子之心与自我戏剧化：追念叶公超》，载《卞之琳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中卷，第186页至187页）。老师在课堂上拍案纠错，充其量只是“自我戏剧化”的低级形式。光是靠英语词典上的定义来理解“自我戏剧化”，还是远远不够的。《书信集》里有几个“自我戏剧化”的高明例子。
伯林好观察，写己写人都生动。他写信，有时候好像是完全卸下了戏装的，无比真率。妙的是卸装也带着种种独出心裁的身段，虽不合程式，却也令观众击赏，有点近乎表演，因而真率中又有着曲折的戏剧性。他在1973年致诺埃尔·安南[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父亲是维多利亚时期重要思想家莱斯利·斯蒂芬。安南的代表作即是《莱斯利·斯蒂芬》（修订版1984年）]的信上说：“人只有做到可以在好朋友面前肆无忌惮地说话，活着才有意义。”肆无忌惮地说话，既非倒出一肚皮苦水，痛骂恶人，亦非巴金意义上的“说真话”，其实就有着自我戏剧化的成分。他评论鲍拉的一段话，完全可以用于他自己：“诚实这个词在他那里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他总是信口开河，任意扯谎，这么做的理由林林总总：或是为了占上风；或是为了给生活添色加彩；或是为了羞辱对手；或是为了帮助朋友；或是为了摆脱困境。但同时又胆战心惊，害怕被人揭穿。”最后这一句话，是说鲍拉，还是伯林自己？
这卷《书信集》里的第一封信写于1928年3月底，即伯林进牛津半年之前，当时他还是伦敦圣保罗学校的学生，代表校刊《辐射》向该校毕业生、名作家切斯特顿约稿。据编者介绍，伯林最后一封信写于1997年10月底，收信人为诗人阿纳托利·奈曼。首尾两信说明了伯林与文学的缘分。
文学家和批评家是应该对自我戏剧化尤其敏感的，他们自己或许也不免深陷其中。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牛津精英中间，自我戏剧化造就了很多像鲍拉那样色彩丰富、充满矛盾然而又非常可爱的人物，伯林是其中之一。有时，自我戏剧化也是亲切的胡言乱语。伯林在二战后期（1945年2月14日）从英国驻美使馆写信给牛津同学贾斯帕·里德利（1943年死于意大利战场）的遗孀克里西达，回忆他与里德利的友谊。他说，里德利体现了美国所缺少的东西：“我们的相识具备了浪漫的元素：热烈的追求，双方都取悦对方，随之而来的起伏、高潮、低谷，大量的自我戏剧化和胡言乱语，只有在牛津这样的地方才有的细致的智识情感。”伯林在华盛顿、纽约一直与情报与政治打交道，加之暗中肩负犹太复国的使命，结交人物重实用，不可能再像在牛津那样结识纯粹是兴趣相投的朋友，“自我戏剧化和胡言乱语”也大大减少了。往日牛津的社交圈子除了带来智识情感的滋养，也提供了英国上层社会的入场券。比如收信人克里西达·里德利夫人的外公是1908年至1916年担任首相的自由党领袖阿斯奎斯，其母维奥拉·阿斯奎斯是丘吉尔的密友，嫁给自由党人莫里斯·伯纳姆·卡特，两人都被册封为（爵位不能世袭的）终身贵族（life peer）。里德利的父亲是银行家，母亲生于俄国贵族之家。伯林的重要文章《刺猬与狐狸》（1953）就是题献给里德利的。由于犹太背景，伯林的交往又有着国际化的特点。《书信集》里提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沃伯格家族成员分别多达十二位和九位。这两个家族都是源自德国的犹太金融世家，用拜伦的话来说“掌握着世界的枢纽”，其成员在人文学术与科学上也多有建树。
伯林上大学前就决定独身，也许因此他有很多女性笔友，有的是自己的学生，也有年岁长出他不少的，如小说家伊丽莎白·鲍恩（1899-1973，也称卡梅伦太太）。《书信集》中最多的是给父母的家书（近百封），给鲍恩的信在数量上居其次，有二十二封。鲍恩比伯林年长整整十岁，在爱尔兰的科克有庄园，常用于招待文学界的客人，伯林的第一本著作《卡尔·马克思》就是于1938年９月初在那里删削告竣的。伯林在鲍恩面前常常肆无忌惮，无所不谈，甚至会乞怜、忏悔、撒娇，有时近乎调情。伯林曾与学生蕾切尔·沃克相恋，因对方是“非犹太人”（gentile）, 自己不可能与她结婚（这是种族主义？），不得不在1935年中止与她的关系，分手的场景令人痛苦。此事他与鲍恩毫无保留地谈及（1935年9月），承认他对蕾切尔所说的一切“最不可理喻”，可见两人交情至深。
1933年11月30日，牛津新学院（New College）院长、史学家H. A. L. 费希尔请他表妹弗吉尼亚·伍尔夫到位于学院内的院长府用餐，费希尔夫人还请了全灵学院的斯帕罗、莫德林学院的C. S. 刘易斯、新学院的哲学教师克罗斯曼和伯林等人作陪。席上还有费希尔夫妇的女儿玛丽和她朋友、来自爱尔兰的“小宝贝”莫伊拉·林德（后来的加斯特夫人），后者当时在牛津是古典学的走读生，住在费希尔的院长府，她和姐姐西勒都美貌异常（伯林自己说与西勒有一段“简单庸俗”的爱情），是牛津时髦圈子惟恐请不到的红人。两姊妹还是共产党员，这也是当时的时尚。那天伍尔夫的丈夫莱纳德未去牛津，不知何故，反正两家有点疏远。
几天之后，伍尔夫信告外甥昆丁·贝尔那次晚餐的一些情形，说到伯林：“参加的人中有了不起的以赛亚·伯林，牛津的重要人物，外表看起来像葡萄牙犹太人；我想应该是个共产党员，一个玩吞火把戏的人。”显然伯林那晚谈锋很健，给来客留下印象。大萧条之后的伯林和牛津很多年轻人一样持左翼观点，政治上支持工党，未加入共产党。他那天被伍尔夫的优雅所打动，回到住处还平静不下来，马上给玛丽·费希尔（二战时也在英国情报部工作，后任殖民部官员、牛津圣希尔达学院院长）写了一封短信，主要想把一同出席晚餐的克罗斯曼揶揄一番（“那个叫克罗斯曼还是克罗斯帕奇或其他什么名字的”），其实伯林一年前得到新学院哲学导师（tutor）的职位，还是克罗斯曼帮的忙。伯林还告诉她“弗吉尼亚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性”。这位年轻的独身主义者非常脆弱，此时已过半夜，依然亢奋，又提笔给鲍恩写了一封长信，告以晚宴上的详情。在鲍恩面前，他一再形容自己如何为伍尔夫所倾倒：“晚餐时我坐在她对面，不发一言，惊讶而又心满意足地欣赏着她超凡脱俗的美丽。”餐后他还无法尽兴地与她交谈，于是“郁郁不乐地退到角落和一个叫刘易斯的人谈起了上帝、莎士比亚以及生活戏剧”。这位刘易斯资格比伯林老不少，是托尔金的朋友，《纳尼亚传奇》作者，但是伯林对他的话题不感兴趣，还想到伍尔夫面前孔雀开屏——用他的口才。果然他抓住机会表现自己的才华，并炫耀结交的人物。根据伯林的汇报，有人说到了鲍恩，他马上接口，称鲍恩正在美国，自己还收到了她的明信片：
我说话时脸红得厉害，你想象它有多红就有多红。伍尔夫夫人问：“她说了些什么？”我嘟哝了一些不知所云的话，很快又把话吞了回去，…… 我无法告诉你，明天我会怎样认为自己说出那样的谎言有多么善意，但今晚我肯定不觉得自己是善意的，就像那些荒唐可笑爱写自传的俄罗斯人一样，我所编造的谎言在头脑里翻来覆去。我真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毫无道德原则的人，做了大胆妄为之举，却为此得到了片刻的极大欢愉。……这么做是要让你心软，不仅原谅我（虽然我不值得原谅，但我希望，看在我如此谦卑的份上，你能宽恕我所做的事），而且不觉得此事过于可笑，不要像我那样，倘若此事发生在别人身上，我定会冷酷无情地加以耻笑。相反，你倒要为此感动不已。……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如此像俄罗斯小说中的一个小人物，将所经历的一切细微的情绪变化无限地戏剧化，其中，哪怕是一桩小小的罪过，都会一直逼迫他，纠缠在他的心头，最后变身为复仇之神。
他说谎了，鲍恩没有从美国给他寄明信片。但是伯林想当然地假定，凭他与鲍恩的交情，鲍恩在旅行时势必念着他，会用明信片问一声好，再让他分享一路的观感。（两人之间，往往因为这种让对方意识到的假定而走得更近。）忏悔后面，藏着抱怨（因而不怀善意）：为什么鲍恩到了新世界就不想到他，以致造成了伤害？假如她寄一张明信片，他会多么高兴，哪怕是出于虚荣心！明天他不知会搬出什么理由来辩解，他得赶紧在还比较诚实的时候将信写好，老实认错（“大胆妄为之举”）。撒谎者果真能如此坦然地自剖，也不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责人严，待己宽。忏悔似的自我分析读来又像自白与展露，称之为调情也不算为过：要让鲍恩“心软”、“感动不已”。
在这同一封信里，伯林说到世事总有权宜的地方，并首次引用了康德的名言：“以扭曲的人性之材，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其实，这是他从科林伍德的讲座上听来的。一年前，他在给一位上自己哲学课的女生的信上写到科林伍德：“如果他对你感兴趣的话，你会发现他很有趣，甚至很煽情。实际上，我对[他]了解很少，不过我总看到他对人幽默风趣，足智多谋，招摇撞骗，一肚子坏水。”听起来有点话外之音，甚至像好心的警告，但是这又不妨碍他紧接着说科林伍德的好话：“在牛津，他是唯一一位真正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哲学导师。这一切真是太好了，希望他也能教我。”毫无顾忌地评点牛津任何人物，而且不在意听者是谁，这是伯林的魅力。译者在翻译中“您”字用得太多，语气与信中的内容相冲突，这是小小的遗憾。
伯林在1989年又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与伍尔夫的首次相见，完全没有提及他自己对那天交谈的贡献［伯林，《回忆弗吉尼亚·伍尔芙》，收入《个人印象》，扩充版（普林斯顿，2001），第168页至171页］。是他忘记了鲍恩明信片的插曲，还是他当年编造出这么个故事来打动鲍恩？1940年伯林又见到伍尔夫，过了七年，依然在惊叹她的美丽：“她是个如此天才而美貌的女人，我几乎不能用言语形容，见到她时我感到惊恐和仰慕，每次和她会面之前与之后我都颤抖不已。”这是他在1940年６月２３日致玛丽·法兰克福特（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之妻）信上说的，第二年3月，五十九岁的伍尔夫走到了她生命的尽头。
另一个堪称极端的自我戏剧化的例子出现在1933年一封致戴安娜·哈贝克的信里。收信人是简·奥斯丁的弟弟弗朗西斯的曾曾侄孙女，她前一天过生日，在祖母家办了个晚会。据伯林自述，他在晚会上见到一只配有精巧银质框架的火柴盒，很喜欢，动了歪念。他装模作样拿在手里把玩，不时取出火柴，为自己点烟，也为别人点烟，不知不觉之间火柴盒落到了自己的口袋里。这时他佯作厌恶地对身旁的诗人斯蒂芬·斯班德惊呼，自己怎么染上了盗窃癖！斯班德心领神会，笑着把火柴盒放到自己口袋里，以示同好。晚会余下来的时间里，斯班德无意再碰那个火柴盒，引发了伯林温和的抗议，于是它又回到了伯林的口袋。出门后，两个朋友又到另一家咖啡馆稍坐，伯林还记得用过火柴，但是第二天早上，那个小玩意儿居然就失踪了。伯林立即提笔给戴安娜写信，把自己不可遏制的窃物冲动和盘托出：
我真希望你们没有留意它的遗失（它太小了），而且希望你们还没有怀疑到我。我本该早一点告诉你的，非常抱歉，我想我最好去另买一只尽可能相似的火柴盒，再寄给你祖母，并附上一封道歉信：我心中充满愧疚，怎么赔礼都愿意。
伯林还有一个目的，他要邀请戴安娜陪他上街，一起去商店寻找样式差不多的火柴盒。
在这件事上，伯林看起来诚实，其实也未见得。伯林家是犹太富商，他看得中那个银质火柴盒，想必是工艺极佳，还可能有点年月，而且是专门制作的，不是常见的款式。看来他和戴安娜会白跑一趟，但是两人却会更加亲近。伯林在前一晚“顺”了火柴盒，有着精心的准备，后来不顾面子强从斯班德手中要回来，怎么可能到了另一家咖啡店就把战利品完全忘掉？会不会他既想交代自己的“盗窃癖”，又把诱惑物放在自己随时可见的地方，使之不再作恶？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非但是“巧取”，而且是“豪夺”了。不能往这一方向猜想。火柴盒事件没有下文。戴安娜会与他有咖啡之约，但是一同上街购买火柴盒是全无可能的。她肯定会转告祖母伯林先生极度的愧疚，老太太或许说：“假如知道伯林先生那么喜欢，我就把火柴盒送给他了。那是朋友的礼物，是有点舍不得，不过真没有什么，可怜的伯林先生！”
伯林与自己的对话不断在进行中，写信往往就是他与自己对话的好机会。他曾在1934年的信上说：“我发现自己是如何恶劣地欺骗了自己，我迫不及待地要立刻忏悔。”德国籍的牛津同学亚当·冯·特罗特在《卫报》上发表文章，驳斥英国报刊关于德国法庭歧视犹太人的报道，伯林非常愤怒，但是又问自己能否不偏不倚地观察所发生的一切。“在纳粹和犹太人问题上，”他写道，“我不可救药地怀有先入为主的看法：这也许影响了我对纳粹的基本看法。”他经常注意到自己“无意间会有些不诚实的因素在作怪”。尽管如此，他无意做圣徒。在彻底诚实与承认自己有点不诚实之间，他可能会选择后者。
伯林常在家信里提及牛津的朋友们，还要说说自己如何干净，剪了指甲，口气总像母亲的乖宝宝。1938年1月，他告诉父母，外交部的哈罗德·尼克尔森受邀到全灵学院用餐，坐在伯林旁边。一起就餐，食用什么无关紧要，紧要的是能够与邻座谈话，谈得风趣而周到。“他说做一名全灵学院的研究员是多么好的一件事，”伯林得意地写道，“他多么希望自己也是其中一员，但他参加选聘失败了。他总是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一个有趣、聪明但是不太好的人，有点龌龊心理，像W[恐为“V”之误]. 伍尔夫，但是没有她那么尖刻。”在“参加选聘失败了”这几个字后，编者加了一条注：“我找不到证据证明此事属实。”英国人有保管各种档案的本领，想必是哈代为核实这一细节到全灵学院查核了历年申请者的材料，根本没有见到哈罗德·尼克尔森的名字。那么，究竟是尼克尔森撒了一个小小的谎，让身边这位年轻的全灵学院研究员听了舒服，还是伯林无中生有，专门编个故事让父母为他感到骄傲？这位尼克尔森是牛津贝利奥尔学院毕业的，资深外交官，参加过凡尔赛和会，上世纪三十年代作为工党议员从政，写过关于魏尔伦、拜伦、丁尼生和斯文本恩的著作。把尼克尔森比下去，算得上一回事。1949年，尼克尔森出版了《邦雅曼·贡斯当》一书，伯林1958年的牛津就职演讲《两种自由概念》得益于贡斯当对古代和现代两种自由观的分野，是不是也应感谢尼克尔森？伯林说到伍尔夫，也是联想所致。尼克尔森的夫人是诗人、小说家维塔·萨克威尔-韦斯特，与伍尔夫有深交，是《奥兰多》里那位雌雄同体的主角的原型。哈罗德·尼克尔森的儿子本·尼克尔森在牛津读历史，也是伯林交往圈子里的人。《书信集》里最长的一封私信大概就是伯林1937年9月回复本的信（印出来整整七页）。伯林喜欢的是奥地利的萨尔茨堡，二战前几乎每年都去那里的音乐节朝圣，而本刚去了威尼斯。信的一开头伯林把威尼斯痛斥一番（“一个封闭而阴森的同类相食的地方”），原来满腹怨气来自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与人物！他想说的是对詹姆斯的“与日俱增的厌恶”，称他笔下那些人物（《鸽翼》？）为“情感吸血鬼”：“他们不让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是寻找体验，挖掘体验，有时候还搜索体验。”伯林还提到他那件在朋友间负有盛名的斗篷（如图），那无疑是戏剧化的道具。最后伯林留下一句名言：“把虚假的事大题小作一番，是莫大的快乐。”从前面两个自我戏剧化的场面来看，他还会小题大作。
书信读者往往有点窥淫癖，八卦消息、玩笑、坏心眼，也是大家偷偷期望的。伯林倒不使人扫兴，从来不是正襟危坐，摆出一副家庭教师的尊严。他酷爱八卦，玩笑不断，不惮发泄一点恶意。牛津语言哲学家阿尔弗雷德·J. 艾耶尔比伯林小一岁，但是早在1936年就因《语言、真理与逻辑》一书闻名。那一年，伯林在写给一位女生的信上毫不隐晦地说，能够向她解释艾耶尔书中的错误，是他最想做的事情，“我怀着真诚的愉快心情期待着做这件事”。伯林好交友，世俗、势利。有时他让人感到，他那一潭深水，因错综混浊的潜流而更具生命活力。又是在一封给鲍恩的信（1936年9月4日）里，他喋喋不休地谈论流行小说作家休·西摩·沃尔波尔，称后者“发自内心的情真意切和纯澈透明的性格”给了他“最大的乐趣”。但是真诚、澄澈绝非他心里看重的品质，这位沃尔波尔在信中恰是他无情嘲笑的对象（“每当他加入布鲁姆斯伯里文人圈子里时，总要受到他们的唾骂和讥讽，他是如何熬过那种痛苦的，这一点确实让人惊叹”）。伯林倒也不会就此一直恶毒下去，让收信人难堪。耍弄一通沃尔波尔后，他用“他是一个值得交往的朋友”来抹上文明客气的一笔。
伯林见到过的作家诗人，当然是多极了的。有一次偶遇叶芝，颇有戏剧性，他记录了下来，告诉了克里西达·伯纳姆·卡特，即前面提到过的里德利夫人（她与里德利结婚是在1939年）。那天（1938年8月28日）伯林从牛津去爱尔兰，受邀到鲍恩宅邸度假，集中精力压缩马克思那本书。那晚他在都柏林过夜，信是在谢尔本饭店写的，读起来就像他压低了嗓子在说话。起首有点神秘：“你一定要相信我说的话。”他正坐在饭店的写读室，向克里西达报告他的所闻所见。原来坐在他右边的居然是大诗人叶芝，在角落里向“一位年轻的女人以及一位像他弟弟的人吟唱诗篇”。伯林一边以他惯常的风格侃侃而谈，一边将所见那位大诗人的一举一动记录下来。“叶芝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身体前倾，围坐桌边，点燃的香烟发出微弱的光芒，而他们说话的声音被两个美国政客一直喧闹不已的单调声音遮盖了。我希望有勇气向叶芝先生介绍自己，跟他解释说曾有一次我坐在他身边吃午餐，然而实际上这样的事情是不能做的。”然后他谈自己的行程，牛津的装修，熟人的电话和充满柔情的声音，突然插入一句：“我希望美国人会停止他们的闲聊：此时叶芝先生看起来很高贵。”然后又是亲切的絮絮叨叨，一会儿戴维·塞西尔，一会儿本·尼克尔森，又说三周前给克里西达写了信，最终却没有寄出，写得太傻了，感谢她的来信，不要说信写得糟糕，他自己才熟悉这种感受，正在苦苦体验。紧接着如此这般的闲言碎语，出现一条插话：“叶芝先生走了，美国人令人难以忍受。”信最后是：“我对这段非常愚蠢而且又七零八落的文字感到抱歉。”读这封信的时候，我们似乎能听到他高速而轻轻的声音，像是半睡半醒状态中一个长长的电话，偶尔张开眼睛就有好玩的内容闯入眼帘，每次都是那位叶芝先生。伯林顺便卖弄了他对叶芝作品的熟悉程度：“他念的我听得很清楚，也许是那个女人写的诗，因为在我听来比较生疏。”正好五个月后，叶芝死于法国一家旅馆，那次伯林不在场。伯林第二天抵达鲍恩宅邸，女主人把他安排在“一间极其高大、空旷、漂亮的房间”，点着四根蜡烛，墙上挂着“伦勃朗（的）一位将军（？）像”。伯林争气，在十分戏剧化的环境下，以两周的时间改定了《卡尔·马克思》书稿寄出版社，全灵学院的资深学者终于相信，这个无所不能的闲话篓子还是能够写出东西来的。至于伯林本人，他回到牛津就写信给鲍恩，不知如何表示感谢是好。感谢之外，甚至还有点调情：“我的喜爱之情、仰慕之情，以及那千回百转、难以名状的复杂感情都上升到了一定高度，如果说得出来，我应该会生气的。”说得出吗？真是说不出。鲍恩一生有几位情人，伯林不在其中。
1933年秋，大概就在费希尔宴请伍尔夫之前不久，二十四岁的伯林答应费希尔为家庭大学丛书撰写其中的马克思卷，此前好几位有资格写这本书的学者都婉谢了。伯林1928年秋进牛津的基督圣体学院，四年里读了两个本科学位（古典学和“PPE”,即“哲学、政治和经济学”），考试都获甲等，在牛津非常少见，据说艾耶尔也考不过他。本科毕业后，他谋到新学院哲学导师的职位（1932年10月，正式成为该院研究员是1938年10月），11月初经选拔考试成为全灵学院研究员（因兴奋过度回家休养数周），从此他就跻身牛津的学术新星。由于那本差不多写了五年、篇幅并不大的《卡尔·马克思》，伯林决定专攻政治思想史。假如费希尔约请伯林写的是一本《亨利·詹姆斯》，伯林未来的学术生涯将取什么方向？
在这两册《书信集》里，伯林相当自信地评论过很多作家和作品。散见于书信中的大量关于“奥登那一代”的文字，再现了三十年代英国政治与文学的特殊关系。他那时代的牛津，文学是师生共同呼吸的空气。他渴望体验生活，珍惜人与人之间的情谊，相信阅历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他在比较了亨利·詹姆斯、普鲁斯特和托尔斯泰的不同风格后指出，詹姆斯“不能从他的直接体验中找到足够真实的素材来满足他的写作技巧”。这是十分精到的评语。Ｅ． Ｍ． 福斯特的杂集《阿冰格收获》一出版他就读了，并在1936年3月23日给玛丽·费希尔的信上写下了这段耐人寻味的话：
非常有趣，痛苦而敏锐，使读者害怕见到作者，因为作者显然敏感，有敏锐的观察力，能够使人对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感到难为情，而且他总是能拿出不可辩驳的理由使人如此难堪……
也只有极其善于自我戏剧化而且又对自我戏剧化高度自觉的人，才写得出这句非凡的话来。如果伯林不写那本《卡尔·马克思》，而像福斯特那样一心投入文学创作与评论，他写出书来，大概也会让读者害怕见到他吧。
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教授)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