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冬季节的湘西,依旧一派葱茏气象.从张家界下来，据说经过古华笔下的芙蓉镇，湘西鼓丈县的一隅，便往凤凰古城赶来。盘桓在凤凰古城，竟然有一见如故的亲切熟捻，沱江的绵绵水波，吊脚楼的古朴沧桑，城门楼的昂然挺立，甚至店铺的喧闹好客，各种旅店的新潮时尚，似乎都是很自然而仿佛的存在，行走在斑驳的青石板路上，散漫而行，看城墙之上的绿苔默默碧绿，假如沈从文返乡，也是如此款款而行吧？在很窄小的一个店铺，遇到一个在牛骨、木片、石头上刻字的人，类似甲骨文、竹简、木简挂满了四壁，而腼腆的主人来自怀化，唤作傅绍东，他娴熟地在这些所谓的载体上根据顾客的喜好，书写着很有意思的现代文字，诸如“别抱怨”、“马上回来”、“月圆时归”、“南华门下见”等等，算是一种书信的传递了！当年的沈从文投身行伍，书写家书，当然是用纸张了，而在遥远的年代，假如是在魏晋之前，普通士卒，问候亲人，哪里能够用得其纸帛？也许就是在木片上简约明了的刻上“平安勿年”“寒衣”之类的家常用语吧？

   现在髦得合时的滚烫话题，自然是数字化浪潮了。而纸质书的消亡，据说有人已经算出异常精准的时间了。蔡伦发明纸之前，几千年都是使用木简、竹简，不是有非常著名的成语“韦编三绝”吗？战国秦汉，文化灿烂，如星辰北斗，但先贤们惜字如墨要言不烦，大概是因为载体的制约，技术上的束缚，容不得废话套话连篇累牍吧？但在纸张发明之前，商周春秋战国秦汉，文明已经相当发达，甚至可以说，几乎臻于高峰了，但书写如此不便，他们是如何传播文明教化子民进行有效管辖与治理的？不是大而化之的也许是应该是如何如何，而我们不得不正视的是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精深研究和敬业努力。刚刚过了花甲之年的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富谷至先生，自称是日本学者研究竹简、汉简的第二代学人，他从简牍的形态与功能，他称之为视觉简牍之考察、文书记录及其相关背景、汉代行政制度考证等入手，着重说明维系汉帝国四百余年的，除了军力的强大、财力的雄厚、法律的完备以及刑罚的实施等等方面外，行政制度的重要性凌驾于其他因素之上，在这样庞大的帝国，进行有效的管理，上情下达，下情上达，这种种繁琐重要的事项的完成，都要凭借文书来完成，而文书行政的书写材料并不是纸张，而是木简、竹简之类的简牍，富谷至称之为简牍时代。

   富谷至拷问，中国何时出现了木简、竹简？甲骨文时代是否就有了竹简、木简？现在发现的竹简、木简，大致在战国时代，而以文书为载体的行政体制，大致在何时确立起来？纸张出现之后，木简、竹简是否就迅速销声匿迹退出了历史舞台？简牍之中，既有单独使用的单简，又有编缀起来的册书，这两种简牍，究竟消亡于何时？富谷至认为大致要绵延到唐代。富谷至对韦编三绝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传檄而定的檄究竟是一种文体还是一种实物，他也进行了一番考辨，富谷至把檄当做视觉简牍和文书行政最终完成的标志物之一，通常，各官署之间相互联络的文书简，使用普通的一尺简，而且为了保密起见要加上封检传送，而檄的出现，这种长形多面体，是一种特殊的简，它单独使用，而且不加封印，以内容公开的露布形式传送。“檄”一般解释为在军事上具有鼓舞激励作用的紧急公文，但有的檄文，还是要带上封泥匣的，而密级则根据重要情况而定。富谷至认为，檄这种文书是一种巧妙创制的视觉木简，旨在促使简牍文书行政发挥最高效率。

文书行政靠谁来落实？富谷至以文书记录及其相关背景，对书记官这些在简牍上书写的文字、书法、语句进行了考察，被毛泽东极为推崇的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你，实施文书行政，一切行政事务均凭借文书进行处理，“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承担文书行政任务的书记，被称作“史”，史大多为世袭，如司马迁父子，但也有立志学习梦想成为书记官的人，如《汉书》所载路温舒以苇习字的事例。富谷至还考察了行政文书的常规套式、惯用文句、检面标记、文书制作以及发信程序等相关问题，针对文书行政如何贯彻落实，富谷至也进行了相当深入而非空泛的考察，而臻于完美的文书行政体系支撑的汉帝国，也因其过于完备而逐渐丧失了实效性，随着更为便捷的新的载体的普及，简牍最终被取代而趋于弱化，汉代文书行政也许因为汉帝国没有就此的与时俱进也随之解体，历史还是要翻开新的一页。

纸张如今似乎也遇到了严峻挑战，互联网让世界真正成为了小小寰球，但还是有些执迷不悟的人，过于相信曾经的辉煌与成功，沉湎于祖上的荫功，这样的抱残守缺的结局除了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还会有其他结果吗？难道真要无辜的苍生去做无谓的殉葬品吗？

（【文书行政的汉帝国】 【日】富谷至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一版，定价34.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