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藩这位电子学教授正是这样一位满身文学细胞的文学家。六十年代我读书时代读他的《在春风里》已然如沐春风，惊叹他可以把中文写得那么浅白又那么动人，比胡适先生的白话文漂亮一百倍！八十年代我从英国回香港主编《明报月刊》，陈教授还在美国教书，我大胆写信向他约稿，他回信了，一看那信上的字我喜欢得不得了，读完再读，前后读了八九遍。从此，陈教授给我编的月刊写文章，有短文，有长文，我这个总编辑脸上沾了不少光。然后我们通信不断，彼此越写越长，我都可以学他编出一本《在春风里》了。可是陈之藩是个怪人，我也是个怪人，我们通信通了上百封却没有见过面。他到香港中文大学当电子系主任那么些年了，我从来不到中大去拜访他，他也从来不进城看我。陈教授跟童元方教授结婚我送了一个花篮，他很高兴，跟新夫人站在我送的花篮前拍了一张照片寄给我，算是谢谢我了，我很开心。

    那时候我只在报刊上登的照片见过陈教授，跟我想象的样子出入不大。有一天，他读了我写的一篇屠克涅夫写信说他刚买了一本新书，福楼拜与屠克涅夫的书信集，正看上瘾了，说是前一年到巴黎还去看过福楼拜故居。信上说，有一位朋友到巴黎罗丹博物馆看到巴尔札克的雕像说非常像陈之藩。那位朋友是女的，陈教授说朋友如果知道雕像的故事一定不会这样说。他说当年法国作家协会为了纪念巴尔札克，请罗丹雕像，罗丹雕了，作家协会一看马上毁约，理由是雕得太难看了，不能接受。罗丹也不反驳，自己留下雕像，钱自然也不要了。罗丹说他希望雕得出巴尔札克创作的时候那幅痛苦相，既然作家们觉得雕像很难看，可见他雕得太成功了！陈教授说罗丹其实太捧巴尔札克了，创作会有那么大的痛苦不是巴尔札克是福楼拜，福楼拜在一封信上说巴尔札克有些“向钱看”的倾向。陈之藩说屠克涅夫和福楼拜都说自己是写实主义，其实他们两人一生追求的是完美，一点不写实，是唯美，凡“美”得接近“真”了，你就看不出“美”了。我慢慢发现陈教授太喜欢屠克涅夫。我问他，他说他真是屠克涅夫专家，说屠克涅夫不能说是俄国人，他在巴黎长大，他跟福楼拜的友谊陈教授羡慕得不得了。

    更值得羡慕的其实是陈之藩教授的博学。寻常书信随手写得出一个又一个的逸闻、故事，陈教授不到文学院讲几堂课是文学院的损失，是文学院学生的憾事。不要他开一门课，要他在讲堂上跟学生聊天就够了。他是真正的 Man of letters，在古老的东方，在古老的西方，这样的鸿儒是最受人尊敬和喜爱的人种，电子时代里不多了。都说陈教授的文章如行云，如流水，我也这样称赞他，他好像不以为然。后来有一次他看到我的文章里引了两句诗：“书似青山常乱迭，灯如红豆最相思”，来信说这十四个字可以弃掉两个字，变成“书似青山乱迭，灯如红豆相思”。他说因为“最”字不能连用两个，红豆是“最”呢？还是灯是“最”？既然下句弃了“最”字，上句也要改为六个字，弃掉“常”字。他说给这副对联吃了泻药，果然可以消暑！

    我终于看出陈之藩原来是这样锻炼文句的。他说六朝的东西都是不自然的，但却凄美之至。《诗品》因为是最早的诗评，把陶渊明列入二三流，这就是六朝的观点。这种六朝思想传去了日本，中国反而没有了这种传统，词曲而后，可以说完全断了。陈教授说人工的雕琢才是艺术，最高境界是人工中见到自然而忘了人工，像法国女人，好像不打扮，其实她打扮得不得了，在打扮中见不出打扮的痕迹，那才是最高的艺术：“所以原野的野花云云，并不是艺术，是伦敦公园的野花才是艺术”。他说没有骈体文怎么可能有唐宋八大家？韩愈最好的文字是“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好像很自然，对仗得多美，他自己想避也避不了，这是近乎天成的艺术。又比如另一个文起八代之衰的胡适之，他的《瓶花诗》说“不是怕风吹雨打，不是羡烛照香熏”，那是集古今之大成的对仗，胡先生自己想避也避不了。陈之藩接着说了一段非常沉痛的话：

    我们之一代，弄得这么不成样子，因为锐意不读书，一心想自然，无奈办不到何！一点颜色也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不仅天塌地裂不会名状，就是伤春悲秋也不会形容，以死了几百万人的代价，仍然换不来几篇“有病”呻吟的作品。根本不会发声了，何况呻吟！哪有比中国人这个时代再痛苦的？又哪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我们这样聋哑的？好像有好多人有同一误会，觉得数理化等等什么功课都得用功才会懂，唯独国文，可以不学而会。会罢，就是今日之局面。

    陈教授的信可以从胡适之谈到孟子谈到毛泽东谈到杨万里谈到数学大师哈代。他说毛泽东的诗他觉得好，可是毛泽东爱抄古人的句子，“春风杨柳万千条”如果不是杨万里的句子就是范成大的句子。他到哈佛图书馆去找，范成大的集子给人借去了，他于是查杨万里的集子，从头看起，一句一句的找，还没找出来陈教授竟然发现杨万里诗里句法跟唐诗完全不同，一个“不”字用了再用，几乎每三首诗有一首里有“不”字。“山不人烟水不桥”，受禅的影响，印度的影响，还可以上推到老子，甚至佛家。说起印度他忽然想起剑桥数学大师 G.H.Hardy，说他专出难题，数学登峰造极，印度颁给他一个大奖，他去接受，当然要演说，开场一句话成了名言。他说：“Indian contribution to mankind is zero”。全场静了三秒钟，然后哄堂大笑。陈教授说“零”这个数目字确实是印度人发明的，意义太大了：没有零就没有负数，就没有虚数，简直就没有数字了，更没有计算器了。哈代语意双关，故意想出这么一句来，真是大师的幽默，是好几十年才可能培养出来的花朵。

    我终于慢慢摸出陈教授文学上的爱恶。他尊敬胡适之先生提倡白话文，胡先生带着旧诗词韵味的白话诗陈教授也赞赏，可是新式白话诗不一样，陈之藩读了要发脾气。他在一封信上说诗人易实甫可能熟读杨万里，易实甫有一些诗句很了不起：

    青天无一云，青山无一尘。

    天上唯一月，山中唯一人。

    陈教授说，如果没有白话诗的谬种，诗是可以发展成很成熟的诗，一有谬种，好草就不长了，所以“现代是无诗的时代，我一点没有说错！”他说。

    有一回，我想在杂志上编个专题，写信出了题目求陈教授写文章。陈教授回信说看了题目他真的手痒，想写。他说他的读书方法很特别，读论文都先看结论，再看序言，中间不看，然后自己运思，试试照题目盘算内容该怎么搭建，再回头对照那篇论文是不是这样写。雷同固然高兴；不同也很高兴，当做新发现。他说这种读书方法叫“不读”。苦的是碰到法国思想家蒙田的散文。陈教授说蒙田散文喜欢忽然插近一段完全不相干的私人生活，非常有趣，却与题目无关。碰到蒙田，陈教授的读书方法就完全不生效了。他说蒙田散文之所以至今不朽，也许跟他这种节外生枝、忽天忽地的写法有关：“其人在纸上恍动，有如鬼魂穿梭于字里行间，真是怪事”。我不懂陈之藩教授的电子学本行。陈教授的文学造诣也太深厚了，我只沾了些皮毛。要我写他，我只能偷蒙田节外的枝枝叶叶忽天忽地拉杂纪录，那毕竟也是春风的消息。春风太美好，教授太严肃，我只会消受“陈春风”，不懂得领略陈教授，打从高攀陈之藩的那一天起，我写信向来尊称他“之藩先生”，不敢叫他陈教授：他的学问真博大，是我这个老派人常常挂念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