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先知——郭嵩焘》，孟泽著，凤凰出版社

随着60年乾隆盛世的过去，到了19世纪，历经150多年的清王朝开始转向衰弱。政治官僚体制腐败，人口剧增带来资源与人口比例失调，清朝面临建立以来空前的社会矛盾。更为严重的是，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扩张，一次又一次重创这个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在不断加深的苦难和危机中，它被迫走向世界。

如何认识和对待西方列强，如何处理与它们的关系，也就是我们通俗说的如何办理洋务，成为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一个重要方面。

然而，当时包括读书人在内的国人对中国以外的世界知之甚少，对于“洋夷”的认识还极其肤浅。譬如，用茶叶、大黄可以控制外夷，是清朝中晚期一个普遍的观点。鸦片战争前，在清廷内部讨论严禁鸦片输入、防止白银外流时，很多大臣都提出运用茶叶和大黄控制外夷的主张。即使是卓有政声、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当他以钦差大臣身份来到广州，准备以武力解决鸦片问题，在道光十九年二月初四日（1839年3月18日）《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中就曾明确地说过:“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后来作为湖南巡抚而著名的骆秉章，曾奏称英兵上身刃不能伤，但腿脚僵硬，用长棍一扫其足，应手就倒。林则徐也同样以为，洋人除枪炮外，技击步伐不熟，他们的腿脚缠束太紧，不能屈伸，所以不能在岸上作战。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签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但当时大部分官员和士大夫并不服气，对他们的冲击也远没有我们现在以为的那么大。士大夫们普遍认为，华夏依然是强大的，是文明的，是世界的中心。著名启蒙思想家魏源利用友人林则徐赠送给他的翻译过来的资料，于1842年编成西方地理学著作《海国图志》，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新思想，但并没有受到国人的重视。相反，在东瀛日本，该书很快被广泛翻刻和日译，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明治维新。中国到了同光时期，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依然认为中国传统的制度和道德具有优越感，主张学习西方的技术，目的是为了“制夷”，自然不可能获得成效。买了很多枪炮军舰，战一次败一次，最后还是以完败告终。

在对待外夷、办理洋务方面，有一个人与众不同，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就是郭嵩焘，湖南湘阴人，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与李鸿章、沈葆桢是“同年”。他未满20就中举，两次入京参加会试落第后，道光二十年（1 840年）九月，开始作为浙江学政罗文俊的幕僚。此次浙江之行，他亲眼目睹并参与了鸦片战争，对于“西夷”有了直观的感受，见识了“西夷”的厉害，也决定性地影响了日后的见识、抱负和作为。战后不久，他经过反省后认识到，“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理失宜”，开始强调要以“理”来与夷人交涉。

咸丰二年（1852年）春，太平军从广西进人湖南。一年后曾国藩创立湘军，来讨伐太平天国。曾氏在衡州创办水师，郭嵩焘入幕帮助建立水师营制，编练水师。曾氏请郭嵩焘前往浙江筹集军饷，郭于咸丰五年十一月二十日（1 855年1 2月28日）开始江南之行。第二年他来到上海，眼前看到的繁盛程度，让他感叹“殆罕伦比”。上海是《南京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之一，在近代以前寂寂无闻，仅为一个建制历史并不悠久的县。郭嵩焘曾经在十多年前的战争中见识过洋人船炮的厉害，这次他则见识了船炮之外更加让他耸动的“文明”。不仅建筑与道路“雄敞可观”，他们的活动场所也“穷奢极靡”，“靡不精洁”。郭嵩焘登门拜访过的法国领事公馆，厅堂陈设“细致精妙，非中国所能为也”。他看到洋人长得高大，洋孩子也“极秀美”，虽然语言不通，但洋人礼数周全。他感触更深的是洋人的职份分明，秩序井然。他开始认识到，洋人船坚炮利，器物背后有制度文化乃至知识者心灵深处的原因存在。

郭嵩焘任职翰林院时，1858年，当英法舰队迫近大沽时，朝廷处理“夷务”的政策举棋不定，“剿”“抚”两难。许多官员主战，郭嵩焘等少数人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洋务一办便了，必与言战，终无了期”。他在1859年被调往天津帮助沿海防御，向僧格林沁建议：“洋人以通商为义；当讲求应付之方，不当与称兵。”当僧格林沁在大沽事件中取得大捷时，京都的人们都兴高采烈，但郭嵩焘却感到忧心忡忡。正如他所担忧的，不久，京师失陷，圆明园焚毁。“不战易了，一战便不能了”，中国近代史上每一次对外战争都是如此。战争只有使中国的损失更重，屈辱更深，我们不能不佩服郭嵩焘的识见。

郭嵩焘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出使英国、法国，遭到士大夫们普遍的非议。当时号称“开通之士”的王闿运，说郭嵩焘西行是“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越缦堂日记》作者李慈铭说“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而且认为，出使将“无所施为”，“徒重辱国而已”。后来成为两江总督的湖南人刘坤一，在给左宗棠的信中则说，不知道出使英国的郭嵩焘将“何面目以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在湖南老家，就有参加乡试的诸生痛恨洋人，“恨屋及乌”，对乐于与洋人打交道，说洋人好话，还主张洋人传教士入湘的郭嵩焘，痛加诋毁。他们在长沙玉泉山聚集，烧毁郭嵩焘主持修复的上林寺，扬言还要捣毁上林寺旁边的郭家住宅。

郭嵩焘出使时，根据总理衙门将对外事件、各国风土人情、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形，详细记录，随时咨送国内的要求，一抵达伦敦，就将自上海至英国5 1天行程的日记加以整理，还特意删去了其中“不中听”的话，寄送给了总理衙门，名为《使西纪程》。总理衙门让同文馆将其印刷出版，不想在朝廷和士大夫间引起轩然大波。王闿运认为郭氏的的海外日记，大概已经“中洋毒，无可采者”；李慈铭更加不理解，说郭嵩焘所言“诚不知是何肺肝”，刻印者又是何居心，此书一出来，“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这还是当时堪称有见识的学者的说法，而不是纯粹“政客”的言论。有人就凭《使西纪程》，奏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请求将《使西纪程》毁版。后来，朝廷果然迫于愈演愈烈的“舆论压力”，下令将《使西纪程》毁版，禁止流行。

沈葆桢是被翁同龢许为方今洞悉洋务的三人之一。他在1877年任两江总督时，为了照顾士大夫们自大的“尊严”，以高价收回淞沪铁路，加以拆除。连李鸿章也觉得费解，沈葆桢却说：“铁路虽中国必兴之业，然断不可使后人借口曰：是沈某任两江时所创也。”“舆论”威力之大可见一斑。

1901年，李鸿章在临死前以空前屈辱的条件，代表清朝再一次签署“城下之盟”——《辛丑条约》，然后上书朝廷说：“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猝，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和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这样沉痛的话，郭嵩焘差不多在半个世纪前的咸同之际就大声说过，但一直无人响应。

正如汪荣祖先生在《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一书中所说：“郭嵩焘确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此人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鲜能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实甚自负与固执。以至于被视为易遭物议、性格褊狭之人，终身受挫。”郭嵩焘个人遭受的挫折正好象征中国走向世界的挫折。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当时人觉其独醉而众醒，但今日视之，实众醉而斯人独醒”！郭嵩焘晚年作《戏书小像》诗，未盖棺而“先知”般自我预言：“流芳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事实确乎如此，我们在中国20世纪初的立宪改革，以后推翻帝制辛亥革命，以及彻底否定传统、提倡全盘西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都能看到郭嵩焘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