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
李锐是一个创作态度极其严谨的作家。他的上一部长篇小说是和妻子蒋韵合作完成的“重述神话”的《人间——重述白蛇传》，那已经是2007年的事情了。从《人间》的发表至今，虽然已经有差不多整整四年的时间过去，但李锐也只不过是创作完成了《张马丁的第八天》（载《收获》杂志2011年第4期）这样一部篇幅不足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而已。在这样一个特别讲究追求速度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有的作家一年就可以写作不止一部长篇小说的时代，如同李锐这样的一种写作速度简直有些老牛破车的感觉了。虽然我们也承认写作速度与作品艺术质量之间并无绝对的对应关系，但相对而言，一部优秀小说作品的产生，需要经过一番缓慢细致的悉心打磨过程，却应该说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情。李锐的一系列小说作品之所以总是能够保持在一种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准之上，很显然与他如此一种严谨的写作态度存在着内在的关联。面对着如此一个充满着市声喧嚣一种如此浮躁的文化环境，即使仅仅着眼于李锐写作态度的严谨沉潜，着眼于李锐一种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我们也应该向他表示足够的敬意。
在我自己的印象定位中，李锐从来就是一位类似于鲁迅先生一样的以思想性见长的小说家。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当我们强调李锐以思想性见长的时候，绝不意味着其他的作家就不具备思想性。只不过与那些更多以感受性以日常生活的描写见长的作家，比如说贾平凹，比如说莫言，这样的作家相比较，李锐更多地以思想的深刻取胜而已。比如说，就在这部《张马丁的第八天》中，李锐也曾经拿出一些篇幅描写故事的发生地天母河一带的民俗风情场景。我们注意到，在小说的第二章“娘娘庙”这个部分，李锐曾经刻意地描写展示过天母河地区大旱时老百姓祈雨的情形。虽然李锐并无明确的表示，但一种艺术的直觉告诉我，李锐的这种描写肯定是要努力地实现长篇小说所谓描写再现生活的丰富性，力争使自己的小说具有更加浓郁的日常生活气息。然而，只有在认真地读过这些场景描写之后，我们才不得不承认，李锐确实不是一位以日常生活的描摹展示见长的小说家。虽然不能说李锐的描写存在什么问题，但作家的描写显得有些干巴粗硬，却又是无法否认的一种阅读感受。各位不妨想一想，如果把同样的场景描写置换到贾平凹或者莫言笔下，将会是多么地绘声绘色多么地生动鲜活，就会明白，严格地说起来，李锐真的不是一个以日常生活的描写见长的作家。不同的作家具有不同的思想艺术个性，实际上，也正是这些不同个性作家的同时存在，极大地丰富着我们当下时代的文学景观。正所谓李白杜甫，各有所长，姚魏黄紫，各有所擅。面对着诸如贾平凹、莫言、李锐这样一些艺术个性鲜明独异的作家，我们绝不能秉持某种僵化的标准，做一种简单粗暴的是非臧否。以一种理性的宽容姿态，接纳更多艺术个性迥异不同的作家，方才应该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基本价值立场。
读完《张马丁的第八天》这部凝聚着李锐多年思想积累的长篇小说，浮现在我心头最直接最强烈的一种感受就是纠结。对，没问题，就是纠结。除了纠结一词，其他的语词真的无法恰如其分地传达出我这样一种复杂的阅读体验。面对着强烈文化对峙冲突中裸露呈现出来的那样一种真实人性困境，我们真的一时无法做出自己的评判和选择。如果把《张马丁的第八天》放置在李锐的创作谱系中考察，则其中所传达出的那样一种对于文化身份问题的深入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做是对作家早在《人间——重述白蛇传》中就已经明确提出过的所谓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的自觉延续：“在对于传统的‘白蛇传’故事进行了大胆彻底的颠覆与解构之后，李锐、蒋韵为《人间》设定的基本思想题旨已经演变成了对于‘文化认同’或者‘身份认同’命题深刻的思考与表达。对于这一点，李锐在‘代序’中同样有着清晰的理性表达：‘身份认同的困境对精神的煎熬和这煎熬对于困境的加深；人对于所有异类近乎本能的迫害和排斥，并又在排斥和迫害中放大了扭曲的本能——这，成为我们当下重述的理念支架’。”①在当时，我认为，李锐之所以能够形成如此一种深入的对于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的真切表达，与他自己在“文革”中一种特别的人生经验存在着隐秘的内在联系。李锐、蒋韵之所以要把所谓的“文化认同”或“身份认同”问题设定为自己“重述的理念支架”，其根本的原因，正在于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的李锐自己在“文革”中有过这样一种由“红五类”而变身为“黑五类”的极为惨痛的人生经验。
现在看起来，尽管说李锐自己“文革”期间的特定生存经验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作家关于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的思考，但这却很显然并不是促使李锐思考表达这一问题的唯一原因。除了“文革”经验之外，李锐近年来的出国旅行经验，以及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于中西文化冲突问题的持续关注，无疑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制约影响着李锐的小说创作。这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次，就是写作《人间——重述白蛇传》之前，李锐偕同妻子蒋韵在美国爱荷华写作中心那样一次较长时段的出国经历。关于这次的出国体验，我最起码曾经两次聆听过蒋韵的讲述。而蒋韵讲述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只有真正地置身于异国他乡的时候，自己才强烈地意识到了“我是谁”这样一种亘古追问的现实意义。非常明显，蒋韵此处关于“我是谁”的追问，所强烈凸显出的，实际上正是一种鲜明的文化身份困惑。如此一种文化身份的困惑与茫然，不可能出现在老死不相往来的相对封闭隔绝的古代社会，只可能形成于人群交往越来越密切全球化趋势越来越势不可挡的现代社会。蒋韵在这里所讲述的，当然不会是她自己一个人的体会。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李锐与蒋韵一种共同的文化感受和体验。与此同时，需要引起我们充分关注的，还有李锐长期以来对于中西文化冲突问题的持续性思考。用李锐自己习惯性的话语来表达，也就是所谓的“双向煎熬”：“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是为了煮自己的肉’。新文化运动中很强烈的主流观点，就是全盘反传统全面西化，包括最后选择了共产主义理论进行革命，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从别国里拿来的真理的火种。但是，文化革命让我们看见真理的大火终于把中国烧成了一片废墟。自己的传统没有了，从别人那里找来的真理又变成了一场浩劫。所以说中国人是处在这样一个两面的困境。”②正因为有着如此一种深切的体悟，所以，作为一位以写作为终身使命的作家，李锐念兹在兹的就是怎样才能够有效地建立“现代汉语主体性”的问题。认真地捉摸品味一下，就不难发现，实际上，李锐所一再重复强调的重建“现代汉语主体性”的问题，也正是一个在中西文化冲突尖锐激烈发生的时候，如何重建中国本土文化主体性的问题。
就这样，李锐本人在“文革”期间的惨痛人生遭际、他直接的一种出国体验以及长期以来对于中西文化冲突问题的深度思考，三者缠绕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李锐在自己的一系列小说作品中关注思考表达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的根本原因。然而，同样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李锐和蒋韵早在《人间——重述白蛇传》中就已经借助于白蛇的民间传说明确地展开了关于文化身份问题的思考，但是，白蛇的民间传说毕竟也只是一种遥远的民间传说，作家在其中对于文化身份问题的思考多多少少有点显得虚无缥缈的话，那么，到了这部直接描摹展示历史生活的《张马丁的第八天》中，作家的思考就终于有了扎实的依托。不仅如此，根据我自己多年来对于李锐小说的追踪阅读研究，如果说作家1980年代初出道时写作的短篇小说《厚土》系列以其思想内涵的凝重与艺术形式的精致已经成为新时期文学中具有经典意味的小说作品，那么，在经过了很长一个时期的探索实验努力之后，这部无疑凝结着作家自己多年思想积累的《张马丁的第八天》，显然也已经成为了李锐另外一部十分重要的优秀小说作品。我们注意到，在与访谈者的对话中，李锐拒绝承认这部小说是一部“终结之作”：“不是‘终结之作’，是‘开始之作’。”③虽然李锐的坚持肯定有他自己的道理，虽然我们也承认李锐小说的思想艺术历程肯定还会有新的发展，这部《张马丁的第八天》当然不会成为李锐的盖棺论定之作，但是，最起码，从阶段性的意义上，说这部作品是李锐小说写作历程中一部具有阶段性总结意义的长篇小说，是一贯主张“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的作家李锐一次成功的小说艺术实践，却是毫无疑问的一件事情。
要想准确地理解把握李锐这部小说的深刻思想内涵，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到李锐对于故事时间的特别设定。小说的故事时间起始于天石村的农民在光绪二十五年夏天因为老天久旱不雨所举行的一次恶祈。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场恶祈的举行，才为传教士与天石村民们之间尖锐冲突的爆发，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契机。等到小说行将结束的时候，当那场浩浩荡荡的大洪水降临到天石村的时候，时间已经是第二年，也即光绪二十六年的夏天了。光绪二十五年，正好是公元1899年，光绪二十六年，则是公元1900年。因为以传教士为代表的西方教会势力的大量进入而最终导致大规模发生的义和团运动，也正兴盛于光绪二十六年也即公元1900年。这个时间点，距离满清帝制的最后覆亡，距离辛亥革命的全面爆发，所剩也不过只有十一年的时间了。更进一步地，从公元纪年的意义上说，这个时间点，也正是所谓的十九世纪末页二十世纪初始，是所谓的世纪之交。从纵向的时间轴来看，这个时间点，正是古老的中国迫于外部力量的巨大存在而被迫想现代的中国根本转型的关键时刻。从横向的时间轴来看，在凭借着所谓的船坚炮利迫使中国打开国门的同时，以传教士为突出代表的西方异质文化也已经大规模地涌入古老的中华大地。中西两种异质文化尖锐激烈的碰撞与冲突，依然成为了一种无法回避的文化事实。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李锐所特别选定的这个时间点，正是所谓古今中外文化一个非常关键的交汇处。由此可见，选择这样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切入历史，充分地展示表现自己对于文化冲突中人性困境的观察与省思，首先凸显出的，就是李锐一种特别的艺术智慧。
小说的叙事焦点，乃是来自于西方的传教士与恪守中华本土文化的天母河地区天石村村民之间的文化冲突。西方传教士的代表人物，是那位把上帝福音的传播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都还要更加重要的莱高维诺主教。这是一位已经在遥远的中国传教多年，并且也已经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投入到中国传教事业中的意大利传教士。对于一心从事福音传播的莱高维诺主教而言，他坚信：“中国已经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也早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信心再封闭自己。东方那样一块毫无尊严的辽阔蛮荒之地，正需要主的光芒去照亮。”为此，他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要为自己的传教事业早日择定一位合适的具有献身精神的继任者接班人。为此，他不惜千里迢迢，专程返回意大利，结果就是和小说中的主人公之一乔万尼（乔万尼的中文名字就是张马丁）不期而遇。自从遇到意志坚强的张马丁，莱高维诺主教就认定，这个孩子将会成为自己传教事业最理想不过的继承者。其二，与继承者的择定相比较，莱高维诺主教另一个更加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在天母河地区如何设法拆掉娘娘庙修建一座天主教堂，因为“自从做了天母河地区的主教之后，莱高维诺神父就发现，天石村的娘娘庙简直就是他迈不过去的一座高山。”小说中最激烈的矛盾冲突，实际上也正是紧紧地围绕着娘娘庙与天主教堂的拆与建而渐次展开的。
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充分地意识到，所谓的娘娘庙与天主教堂这两种物事具有着的强烈象征意义。如果说天主教堂可以被看作是西方文化的一种象征，那么，专门供奉女娲的娘娘庙，则毫无疑问应该被看作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就必须注意到李锐在设定故事发生地时的良苦用心所在。故事主要发生地天母河地区的由来，与中国古老传说中的女娲娘娘存在着密切关系。“天母河先向南，再向东，浩浩荡荡直奔大海。在两河相聚的岔口上坐落着一块巨大无比的红石头，相传是太初之时，女娲娘娘炼五色石补天遗留下的，被她随手丢在了太行脚下的荒原上。”“又相传，女娲娘娘……就在天母河边日夜不停抟泥做人。”很显然，此地之所以成为天母河地区，其根本原因恐怕正在于与女娲有关的这样一些古老传说。必须注意到，女娲造人补天造人行为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如果说，上帝在西方一向被视为创造了天地万物的造物主的话，那么，在中华大地，能够被看做造物主的，就只能是女娲娘娘了。这样看来，李锐之所以要专门设计传播福音心切的莱高维诺主教到为女娲建有娘娘庙的天母河地区传教，其根本意图正是在一种象征的意义上凸显出中西文化对抗的激烈程度。
实际上，以莱高维诺主教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的渗透和进入，果然激起了天母河地区民众的激烈对抗。这一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人物，就是身为天石村迎神会会首的张天赐。所谓迎神会，其所迎者，自然就是女娲娘娘。身为迎神会会首，天然地就比一般人多出了一份责任。对于张天赐来说，无论如何都得保住那座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娘娘庙：“我是不能如了洋鬼子的意，不能叫他们拆了咱们的娘娘庙，咱们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庙，是全村老少乡亲的宝贝，是全天母河的宝贝，凭他妈啥叫洋鬼子给拆喽呢……”虽然说张天赐没有什么文化，不可能从理论上弄明白什么叫做中华文明，什么叫做异质文化，但他却朴素本能地维护着自家祖先世世代代留下来的东西。为了维护祖先留下来的娘娘庙，张天赐甚至于不惜献出自己的身家性命。
莱高维诺主教与张天赐之间必然要发生的尖锐冲突，果然在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夏天，激烈地爆发了。由于天气异常，这一年的天母河地区久旱不雨。在其他各种祈雨的手段均告无效的情况之下，天石村村民决定举行一次恶祈。然而，正是在这次恶祈的过程中，祈雨的民众与教民们之间发生了强烈的对峙，并由此而进一步引发了激烈的暴力对抗。但也正是在这次不期而至的暴力对抗过程中，为了保护莱高维诺主教不受伤害，勇敢的乔万尼（张马丁）被鹅卵石击中额头不幸身亡。乔万尼（张马丁）的意外身亡，为早就企图拆毁娘娘庙用天主教堂取而代之的莱高维诺主教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他毫无商量余地要求张天赐在自己的生命与娘娘庙之间做出艰难痛苦的选择。要么保全自家的性命，要么彻底舍弃娘娘庙。没想到的是，这张天赐果然算得上一条铁打的汉子，他宁愿舍弃自家的生命，也要拼死保护已经在天母河地区存在了几千年之久的娘娘庙。面对莱高维诺主教的强大压力，县令孙孚宸万般无奈，最后只好屈从于天主教会的意志，被迫在天石村行刑，处死了一心一意要舍命保庙的铮铮铁汉张天赐。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既然张天赐已经偿还了乔万尼（张马丁）的命，那么这故事自然也就该告一段落了。然而，真正是文喜看山不喜平，李锐小说的峰回路转之处在于，乔万尼（张马丁）的死，居然是假死，他后来居然又死而复生了。从整部长篇小说的结构来说，乔万尼（张马丁）的死而复活，乃是最重要的“文眼”所在。这就如同下围棋一般，做“活眼”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只有有了“活眼”，整盘围棋才能够被真正地盘活。乔万尼（张马丁）的死而复活，实际上意味着《张马丁的第八天》的故事情节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唳。有了这一人物的死而复活，李锐的这部作品才具有了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所应具备的故事情节足够的丰富性，才能够带给读者一种强烈突出的峰回路转之感。本来，一个已经被宣布“死亡”的人的复活本身，肯定会让人喜出望外。但是，乔万尼（张马丁）的死而复活，在惊喜之外，带给这个世界的，却更多地是一种一团乱麻一般的纠结感。对了，没有问题，就是纠结。只有紧紧地抓住这“纠结”二字，我们才可能对小说中人物的人性世界做出合理的剖析，才能够更为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李锐这部小说深切思想内涵。首先，那位已经被斩首的张天赐的心态是纠结的。虽然说张天赐舍命保庙的行为绝对称得上是一种英雄壮举，但是，我们却完全能够推想得出，在张天赐的内心深处，围绕着到底应该舍命，还是应该保命？到底应该保庙，还是应该舍庙？肯定有过一番痛苦的矛盾挣扎。不管怎么说，生命属于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哪怕为了一个崇高的使命，也没有人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生命。其次，那位以传播福音为根本使命的莱高维诺主教，他的心态也同样难以摆脱纠结，虽然认真地说起来，他的纠结前后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在乔万尼（张马丁）死而复活之前，面对着为了保护自己而不幸身亡的乔万尼（张马丁），莱高维诺主教的纠结在于为什么死去的是自己择定的继承人而不是自己：“孩子……孩子……为什么是你替我为主来献身呢……为什么……为什么是你用了为我准备的棺材……”正因为莱高维诺主教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所以，他的这种纠结，显然是真诚的。到了乔万尼（张马丁）复活之后，莱高维诺主教的纠结，自然也就转移了方向。到了这个时候，他的纠结，恐怕就在于到底应该怎样面对乔万尼（张马丁）死而复活这样一种客观事实。到底应该直面乔万尼（张马丁）的死而复生？还是应该为了更好地传播所谓的福音，瞒天过海，彻底隐瞒乔万尼（张马丁）复活的事实？这样的一种矛盾冲突，显然构成了莱高维诺主教后一个阶段的内心纠结。虽然说莱高维诺主教最终作出的是瞒天过海的决定，但这样一种纠结过程的存在，却是无法被否认的。
其实，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形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内心纠结现象。比如说，那位县令孙孚宸。面对着强力对峙的天主教会与天石村村民，这位县令欲和稀泥抹平矛盾而不得。以至于身为朝廷命官的他，置身于风雨飘摇的乱世，到最后，也只能够发出无奈的慨叹：“如今是洋人惹不得，教民惹不得，教会惹不得，乡间社团惹不得，颗粒无收的饥民更是惹不得。眼睁睁看见马上就要洪水滔天，可又没有任何办法，没有任何人能挡住这没顶之灾。孙孚宸不由得慨叹只有生在这样的乱世，才会知道什么叫生不逢时，什么叫家国不保，什么叫度日如年，真正情何以堪！”这一段叙事话语，一方面生动形象地道出了当时社会重重矛盾叠加的真实状况，另一方面却也活画出了孙孚宸本人内心的纠结情形。然而，认真地说起来，却又何止是孙孚宸呢？甚至于连同李锐小说中的一些次要人物，也都处于内心纠结的状态之中。比如，那位最终出卖了自家主人的瘸腿老三。眼看着主人家的残疾闺女莲儿，就要因为实在找不下合适的婆家而嫁给自己。眼看着得到了莲儿，也就得到了主人家的所有家产。没想到半路上却杀出了个程咬金，没想到莲儿的表哥葫芦却突然出现在了莲儿家。葫芦的出现，当然就彻底打破了瘸腿老三的如意美梦。于是，瘸腿老三内心里的怨恨交加恼羞成怒，就是完全可以想见的事情。所以，瘸腿老三的纠结，就在于如意算盘的无法实现。正因为早已怀恨在心，因此，一旦有了机会，一旦义和团运动发生，瘸腿老三的借机报复，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一种人性的恶，就这样被催生表现出来，并且得到了一种相当有力的艺术呈示。
然而，真正被内心所无法释怀的纠结所紧紧缠绕的两个人物形象，恐怕还应该是作为小说主人公的乔万尼（张马丁）与张王氏。先来看乔万尼（张马丁）。一个人却拥有着截然不同的两个名字，李锐如此一种特别的命名方式，就已经透露出了这个人物本身所具有的某种分裂性。对于真诚地信仰着天主的乔万尼（张马丁）来说，最大的痛苦不在于自己肉身的覆灭消失。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才可以不顾身家性命地去救护莱高维诺主教。在小说中，最令乔万尼（张马丁）困惑和尴尬的一件事情，就是自己的死而复活。因为他的死而复活，不仅把自己所一向崇仰的莱高维诺主教推到了一种极其尴尬的处境之中，更是把他自己也推到了一种简直就是无法选择的两难困境之中。尤其是面对着莱高维诺主教已经无法更改的让他继续“以死的形式”存在下去的决定，乔万尼（张马丁）的内心世界充满了痛苦。他最无法释怀的纠结，显然就是不知道到底应该以怎样的一种方式来面对自己死而复活这样一种无法更改的事实。实际上，也正是围绕着这个关键性的问题，面对着莱高维诺主教做出的让他继续“以死的形式”存在下去，以达到欺瞒天母河地区民众更好地传播福音的决定，面对着如此一种为了达到传播福音的目的甚至于不择手段的瞒天过海行为，乔万尼（张马丁）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和纠结之中。到底应该顺从于莱高维诺主教的意志，还是应该坦诚面对自己死而复活的真相，乔万尼（张马丁）抉择的艰难程度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艰难，但在经过了一番激烈异常的思想斗争之后，最终，乔万尼（张马丁）还是做出了直面真相的人生选择：“张马丁不想说出所有的原因，那不仅因为是无法启齿的，更因为在他看来那最终是一件自己的事情，是一件自己要独自面对天父的证明。为此，莱高维诺主教无法理解，玛丽亚修女无法理解，眼前这位惊慌失措的官员就更无法理解。”作为一位特别虔诚的天主教徒，乔万尼（张马丁）十分清楚，自己所信仰的宗教一条非常重要的戒律，就是不能做假证陷害无辜之人。为此，他不无坚决地不惜违逆了莱高维诺主教的意志。
尽管乔万尼（张马丁）早就为自己的选择所可能招致的打击做好了精神准备，但他却根本没有预料到，自己的这种选择居然会招致如此严重的误解：“玛丽亚修女……我不知道，不知道这是圣父的恩惠，还是圣父的惩罚……还是活着就是有罪……我不能欺骗天主，我只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了一件诚实的事情……没想到大家都不想看见真相……”不仅如此，乔万尼（张马丁）的这种选择，还把自己推进了所谓里外不是人的极端尴尬的困境之中。自己已然彻底背叛了的天主教会自不必说，即使是自己正设法帮助着的那些村民们，也如同敌人一般地仇视自己：“从那以后七天来，只要走进任何一个村庄、集镇，人们就像看到瘟神一样对他指指点点，孩子们就会围上来用浓重的方言对他尖叫……”然而，“最让他难受的是，教民们的孩子也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他，其中有些面孔还是他以前经常见到过的，是和他一起唱过圣歌的，只不过随着投过来的石子、土块和口水，他们嘴里的叫骂改成了：犹大，叛徒，魔鬼，毒蛇……”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乔万尼（张马丁）方才真正明白过来，自己已经因为自己的选择而陷入了一种众叛亲离万劫不复的境地：“自己只不过按照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作了最诚实的决定，却一下子就跌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就故事情节的发展演变而言，正因为有了乔万尼（张马丁）毅然决然之后的众叛亲离，所以也才导致了濒临死亡边缘时，他的为张王氏所救这一极具荒诞色彩的戏剧性场面的出现。说起来，也正是无巧不成书，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富有传奇性。因为有乔万尼（张马丁）的“假死”，所以才有了张王氏丈夫张天赐的被处极刑。然而，令人格外称奇的是，当背叛了教门的乔万尼（张马丁）最终走投无路，眼看着就要冻饿而死的时候，碰巧就跑到了娘娘庙，就遇上了因为受到强烈刺激已经差不多处于疯癫状态的张王氏。而求子心切的张王氏，却偏偏就认定乔万尼（张马丁）乃是丈夫张天赐的转世灵童。于是，小说中最荒诞却也最真实的高潮一幕就此形成。这就是小说的第四章“烛光”。从文化冲突的意义上说，到了这一章，当乔万尼（张马丁）这一来自于西方的传教士与张王氏这一中国天母河地区的普通农妇终于在娘娘庙相遇，面对着他们那看起来滔滔不绝，实则上却是自说自话，根本就是无法沟通的鸡对鸭讲的时候，我们自然也就对于文化身份的阻隔所导致的必然人性困境有了一种真切的体会。论述至此，我们就必须注意到乔万尼（张马丁）与张王氏这两位主要人物身上所具有的强烈的象征意味了。
身为传教士的乔万尼（张马丁）让我们联想到的，自然是那位为了替人类赎罪而坦然走向十字架的耶稣。按照天主教的教义，耶稣乃是为了替人类赎罪而坦然地走向了十字架，并且在被处死之后又死而复生。李锐小说中的乔万尼（张马丁）之所以最终自动走向绝望的深渊，实际上也是为了赎罪的缘故。只不过，乔万尼（张马丁）在这里所要具体救赎的，乃是莱高维诺主教所犯的罪。很显然，在乔万尼（张马丁）看来，既然自己并没有真的死去，既然莱高维诺主教已经由此而错斩张天赐，而犯下了无法更改的罪过，那么，唯一切实可行的救赎办法，就是坦承事实的真相，并主动承担由此而导致的一切后果。当传教心切功名心太盛的莱高维诺主教心灵蒙尘的时候，只有乔万尼（张马丁）勇敢地站了出来，不惜以自己的牺牲来换取对于天父信仰的纯洁。在我看来，乔万尼（张马丁）的这种自我牺牲行为，实际上具有着双重的价值和意义。其一，当然是为了替心灵已然蒙尘的莱高维诺主教赎罪，其二，则明显地表现为一种哀怜众生的悲悯情怀：“我愿意接受你的任何惩罚，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我愿意你把我撕成碎片，只要你相信我是为了真相而来，我绝不愿意为了躲避惩罚而苟且偷生，更不愿意为了谎言而活在世上……”
同样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是那位大字不识半个，没有什么文化，更多的时候只是在凭着本能行事的张王氏。如果说乔万尼（张马丁）让我们想到的是耶稣，那么，张王氏让我们想到的就只能是菩萨。在小说中，张王氏的菩萨心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虽然处于不太正常的疯癫状态，误以为乔万尼（张马丁）是丈夫张天赐的转世灵童而救活了这个自己的仇人：“眼泪立即从他的面颊上淌下来，这个可怜的女人，这个因为自己而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居然又奇迹般地用她的身体把已经冻僵的仇人救活了。”虽然带有点误打误撞的成分，但一个普通的乡间女人，居然能够有胸怀去救活自己曾经的仇人，如此一种行为其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另一个则是到了第五章“石舟”部分，面对着受到滔滔洪水的巨大威胁，马上就要遭受灭顶之灾的众乡亲，张王氏更是充分地表现出了那样一种普度众生的悲悯情怀。在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张王氏不仅义无反顾地在娘娘庙里收容了没有入教的村民，而且还格外宽大为怀地收容了那些已经从了洋教的村民。张王氏的道理，实际上也是朴素不过的：“柱儿他娘，你说见死不救的菩萨她还是菩萨吗？”能够以一种如此博大的胸怀对待自己的仇人，对待那些已经背叛祖宗从了洋教的民众，你说，这张王氏她还能不是活着的菩萨么？！所以，还是李锐自己说得好：“张马丁和张王氏就是活着的耶稣和菩萨。当活着的耶稣和菩萨来到这个无恶不作的人间，他们所遭遇的困境和折磨，他们所经历的苦难和绝望，是所有人的现世困境，是所有人的耻辱和惩罚（天母河流域关于女娲娘娘的信仰，是一种边际模糊的民间信仰，开天辟地的女娲娘娘和救苦救难的菩萨几乎是可以等位互换的神灵）。”④
实际的情形也的确如此，我们必须注意到李锐小说中所特别写到的马修医生从遥远的意大利带到中国来的那两具人体骨架，注意到李锐在小说中几次提及的“全人类”这样的说法。某种意义上，我们只有把这些具体的语言细节放置在李锐一个长时段的思想发展流向中，才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其中的深刻含义。很长一个时期以来，面对着来势汹汹的所谓文化全球化浪潮，面对着所谓的西方文化霸权，李锐一直坚持着一种难能可贵的中西文化平等论立场。他之所以要努力地建构“现代汉语的主体性”，其根本的落脚点也正在于此。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张马丁的第八天》是一部充满着象征寓言化色彩的长篇小说，那么，这样的一个寓言就不仅仅是关于中国人的一种寓言，而更是一种关于全人类的寓言。如同乔万尼（张马丁）与张王氏这样“活着的耶稣和菩萨”所无法摆脱的那种人性困境，一方面固然是他们作为人类个体存在的人性困境，是西方人和东方人各自的人性困境，但也更是全人类一种共同的人性困境。
写至此处，忽然发现，小说中的一种情节处理非常耐人寻味。这就是张王氏千方百计生儿子的故事。我真的不知道李锐当初设计情节的时候，是否有过明确的意识，但我自己却的确从其中读出了某种微言大义。天石村迎神会的会首张天赐慷慨赴死之前，唯一的遗憾就是自己没有能够生下一个可以传宗接代的儿子。为了达此目的，他甚至于不惜让自己的亲弟弟和张王氏发生不正常的关系。然而，由于受到道德伦理观念强有力的抑制，由于张天赐的弟弟太过懦弱，他这方面所有的努力全都无奈地以失败告终。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那位死而复活的乔万尼（张马丁）。虽然在被张王氏救起时乔万尼（张马丁）的身体已经极其虚弱，甚至于说生命垂危也都一点不过分，但偏偏就是这位乔万尼（张马丁），居然能够使包括张王氏在内的天石村五名妇女同时怀孕，而且还都如期生下了五个孩子。为什么张天赐们再三努力都无法传宗接代？为什么气息奄奄的乔万尼（张马丁）却可以让五位女性同时怀孕生产？如果把这样的一种情节处理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在世界上的真实处境，与中西文化的强弱对比联系起来，其中所蕴含的意味就不可谓不深长了。难道说李锐这样一种看似不经意的情节描写，也是在以隐喻象征的方式暗示书写中国在现代世界上的现实处境么？说实在话，在这里，我真的无法做出我自己的判断来。面对如此沉重的一个问题，我自己的内心世界再一次陷入了某种难以自拔的纠结状态之中。虽然说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拼力地试图阻止这样的一种认同，但认真地想一想，你真还不能不承认李锐所描写的就是一种无法被否认的客观现实。
前面曾经指出，李锐是一位类似于鲁迅先生一样的以思想性见长的优秀作家。窃以为，这样的一类作家，甚至于在小说文体形式上的特点都会是差不多的。行文至此，忽然想起，曾经有一段时间，学界特别热衷于讨论鲁迅先生没有写出过长篇小说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的基本态度如下。首先，是否写出过长篇小说，并不影响鲁迅先生伟大作家的定位。其次，如果有可能写出长篇小说的话，那么，鲁迅先生写出的又会是一种什么模样的长篇小说呢？现在，有了李锐的长篇小说作参照，我想，我差不多可以回答解决这个问题了。很显然，鲁迅先生写出的只可能是如同李锐这样一种在文体形式上以瘦硬、简洁见长的长篇小说。这样看来，李锐这部《张马丁的第八天》在文体形式上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瘦硬、简洁。人都说，长篇小说是一种可以有大量闲笔存在的一种小说形式。比如说，当下时代以长篇小说写作而著称于世的作家莫言、贾平凹等等，他们的长篇小说创作对于闲笔的运用就是特别突出的。然而，与莫言、贾平凹等同道相比较，李锐的长篇小说却根本就谈不上对于闲笔的运用。不仅没有闲笔，我个人一种更加直观的感受是，李锐的长篇小说差不多一个字都难以删得。短篇小说因其篇幅短小，作家可以在语词的运用上大加锤炼，比较容易做到语言形式的精粹。一部长达十五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作家能够自始至终地坚持锤炼语言文字，能够达到一字都不可删的地步，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如果说莫言、贾平凹那样一种处处可见闲笔的长篇小说，合乎传统意义上我们对于长篇小说的一种理解，那么，如同李锐《张马丁的第八天》这样一种绝无闲笔的长篇小说，就可以被看作是现代意味特别强烈的长篇小说之一种。这样两种不同体式的长篇小说在当下这个时代的共存，极大地显示了文学观念与文学形式的多元化现实。
语言形式的瘦硬、简洁，没有闲笔之外，李锐《张马丁的第八天》一个鲜明的艺术特点，就是小说结构上的复杂、紧凑与纠结。虽然总字数只有十五万字左右，看起来只是一部篇幅不大的长篇小说，但篇幅的小却并不意味着小说情节的单一。就我个人的一种阅读体会，与其说李锐的这部长篇小说情节单一，反倒不如说他的小说具有一种简洁的丰富性。这种简洁的丰富性，主要就体现在结构的复杂、紧凑与纠结上。具而言之，李锐的这部长篇小说由三条结构线索交织而成。其中，最主要的一条线索，显然就是作为主线存在的，乔万尼（张马丁）与张王氏、莱高维诺主教与张天赐这样一条中西文化对峙冲突的线索。这条主线之外，另有两条线索存在。一条是县府里的衙役头子陈五六引出的故事。家有残疾姑娘莲儿的陈五六，本意是要让自家的亲戚葫芦入赘为婿。没想到，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为家中仆人瘸腿老三的无耻出卖，莲儿连同葫芦，最后只能在饱尝义和团的无端欺辱之后，落得个投水自尽的悲剧结局。另一条是张天赐的弟弟张天保引出的故事。张天保本来是当时清军将领聂提督手下一名得力的亲兵，不料在护送聂提督灵柩返乡途中得机回到故乡天石镇，正好赶上义和团围攻天主教堂严重受阻，尸横遍地。张天保出于家仇国恨，毅然出手，以一人之勇，攻破了天石镇的天主教堂。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攻入教堂之后，“他看见黑压压的天幕之下，义和团的弟兄们成群地站在院子当中，大大咧咧地解开了缅裆裤，掏出黑乎乎的阳具，对着杂乱残缺的尸体稀里哗啦尿成一片。那一刻，张天保忽然觉得自己的屁股疼得一阵钻心。”之所以会有这种感受，是因为张天保自己曾经由于随地小便而被聂提督打过屁股。显而易见，在这里，义和团弟兄们的随地小便，可以被看作是民族劣根性的一种冥顽不化。这就意味着，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张天保确实助力义和团攻破了教堂，但在文明与否的意义上说，因了此种劣根性的存在，真还很难说这样的攻破就是一种文化冲突的胜利呢！三条线索之所以能够合一，就是因为有义和团的存在。义和团的兴起，与传教士的大量进入，存在着密切的因果关系。所以说正是义和团，把这不同的三条线索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就一种真切的阅读体会而言，这样三条不无复杂的线索，因了义和团因素而紧密地纠结缠绕在一起，难以被剥离开来。以如此一种纠结异常的结构形式来表达一个纠结不已的文化冲突故事，李锐艺术上的一种匠心独运，自然应该得到我们的充分肯定。
意大利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有一句名言：“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从这个角度来看，李锐这部《张马丁的第八天》，虽然具体描写的是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历史故事，但作家那尖锐无比的思想锋芒却很显然没有仅仅停留在遥远的过去。李锐之所以执意要叙述一个遥远过去的故事，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正在于那样的一个过去和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当下时代有着千丝万缕无法被割断的深层联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李锐对于遥远过去的书写，实际上也应该被理解为是对于当下时代的一种象征性表现。重要的，不是被书写的历史年代，而是书写历史的年代。从根本上说，李锐之所以要讲述一个过去的纠结不已的人性困境故事，关键的原因，显然就在于我们当下的这个时代实质上也正是一个特别令人纠结不已的时代。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时，在中国人业已步入现代化的道路一百多年的时间之后，李锐适时地推出《张马丁的第八天》这样一部刻意思考展示中西文化冲突中人性困境的长篇小说，肯定是一件别有深意的事情。因此，只有紧密地与现实生活，尤其是与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的纠结心态联系起来，我们才可能更加深入、透辟、准确、到位地理解并进入李锐《张马丁的第八天》所精心营构出来的那个艺术世界。
注释：
①王春林《“身份认同”与生命悲情》，载《南方文坛》2008年第3期。
②《痛苦的双向煎熬——李锐大阪演讲》，见“99读书人论坛”。
③④李锐、续小强《“煎熬”的历史观：<张马丁的第八天>》，载《名作欣赏》2011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