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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下戏装,仍是表演
评《以赛亚伯林书信集》

    年前读译林出版社刚出的《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卷1 飞扬年华:1928-1946》(以下简称《书信集》),几乎放不下手来。厚厚两册令人目眩神迷的文字正体现了伯林所敬仰的赫尔岑的风格——“机智、恶意、想象力、人性、无拘无束”。先要称赞《书信集》的编者。亨利·哈代博士原就职于牛津出版社,后来入选沃夫森学院研究员,专职编辑该院创始院长伯林的著作。笔者曾在2003年去过他在学院的工作室,当时就听说伯林早期的书信差不多已经整理完毕(英文版第一卷2004年出版,第二卷2009年出版)。《书信集》附有伯林1909年至1946年年表、重要人物生平、通信人索引和总索引,供读者不时查检。由于书信中涉及的人和事太多,注释起来极费工夫,编者能够做到现在这样的程度,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有的注解倾向明显,指责性的断言也缺少根据,幸好并无大碍。尽管哈代博士多方收罗,伯林的大量书信还是佚失了,殊为可惜(当然也不排除收信人或后人不愿将它们公开发表的可能),比如1945年之前他与古典学者莫里斯·鲍拉的通信。鲍拉是牛津标杆式的人物,多年任瓦德姆学院院长(1938-1970),还做过诗歌教授和副校长(校长为女王),伯林与他来往密切,但是伯林给他的信,《书信集》仅收一封。那封信写于1945年6月,篇幅很长,主要牵涉朋友熟人在战后的去处和大学的任命,颇有施加影响之意。此刻的伯林卷入政治、外交和犹太复国运动已经太深,写出来的信件不像早期那样色彩斑斓。

    读完伯林这些书信,首先想到一个中文里用得不多的概念——“自我戏剧化”(self-dramatization)。卞之琳在追念叶公超时称他这位老师善于“自我戏剧化”。原来叶公超给学生上英国戏剧课,常指派学生担任剧本中角色,合念对话,每听到发音或语调不大对头,他就猛拍一下教习桌,学生听到巨响,起先相顾失色,听多了就相顾失笑,因为他们突然醒悟,老师也把讲台当戏台,脸上涂粉墨,身上着戏装,于是“学会了看透人家的自我戏剧化表演”(卞之琳,《赤子之心与自我戏剧化:追念叶公超》,载《卞之琳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中卷,第186页至187页)。老师在课堂上拍案纠错,充其量只是“自我戏剧化”的低级形式。光是靠英语词典上的定义来理解“自我戏剧化”,还是远远不够的。《书信集》里有几个“自我戏剧化”的高明例子。

    伯林好观察,写己写人都生动。他写信,有时候好像是完全卸下了戏装的,无比真率。妙的是卸装也带着种种独出心裁的身段,虽不合程式,却也令观众击赏,有点近乎表演,因而真率中又有着曲折的戏剧性。他在1973年致诺埃尔·安南[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父亲是维多利亚时期重要思想家莱斯利·斯蒂芬。安南的代表作即是《莱斯利·斯蒂芬》(修订版1984年)]的信上说:“人只有做到可以在好朋友面前肆无忌惮地说话,活着才有意义。”肆无忌惮地说话,既非倒出一肚皮苦水,痛骂恶人,亦非巴金意义上的“说真话”,其实就有着自我戏剧化的成分。他评论鲍拉的一段话,完全可以用于他自己:“诚实这个词在他那里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他总是信口开河,任意扯谎,这么做的理由林林总总:或是为了占上风;或是为了给生活添色加彩;或是为了羞辱对手;或是为了帮助朋友;或是为了摆脱困境。但同时又胆战心惊,害怕被人揭穿。”最后这一句话,是说鲍拉,还是伯林自己?

    这卷《书信集》里的第一封信写于1928年3月底,即伯林进牛津半年之前,当时他还是伦敦圣保罗学校的学生,代表校刊《辐射》向该校毕业生、名作家切斯特顿约稿。据编者介绍,伯林最后一封信写于1997年10月底,收信人为诗人阿纳托利·奈曼。首尾两信说明了伯林与文学的缘分。

    文学家和批评家是应该对自我戏剧化尤其敏感的,他们自己或许也不免深陷其中。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牛津精英中间,自我戏剧化造就了很多像鲍拉那样色彩丰富、充满矛盾然而又非常可爱的人物,伯林是其中之一。有时,自我戏剧化也是亲切的胡言乱语。伯林在二战后期(1945年2月14日)从英国驻美使馆写信给牛津同学贾斯帕·里德利(1943年死于意大利战场)的遗孀克里西达,回忆他与里德利的友谊。他说,里德利体现了美国所缺少的东西:“我们的相识具备了浪漫的元素:热烈的追求,双方都取悦对方,随之而来的起伏、高潮、低谷,大量的自我戏剧化和胡言乱语,只有在牛津这样的地方才有的细致的智识情感。”伯林在华盛顿、纽约一直与情报与政治打交道,加之暗中肩负犹太复国的使命,结交人物重实用,不可能再像在牛津那样结识纯粹是兴趣相投的朋友,“自我戏剧化和胡言乱语”也大大减少了。往日牛津的社交圈子除了带来智识情感的滋养,也提供了英国上层社会的入场券。比如收信人克里西达·里德利夫人的外公是1908年至1916年担任首相的自由党领袖阿斯奎斯,其母维奥拉·阿斯奎斯是丘吉尔的密友,嫁给自由党人莫里斯·伯纳姆·卡特,两人都被册封为(爵位不能世袭的)终身贵族(life peer)。里德利的父亲是银行家,母亲生于俄国贵族之家。伯林的重要文章《刺猬与狐狸》(1953)就是题献给里德利的。由于犹太背景,伯林的交往又有着国际化的特点。《书信集》里提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沃伯格家族成员分别多达十二位和九位。这两个家族都是源自德国的犹太金融世家,用拜伦的话来说“掌握着世界的枢纽”,其成员在人文学术与科学上也多有建树。

    伯林上大学前就决定独身,也许因此他有很多女性笔友,有的是自己的学生,也有年岁长出他不少的,如小说家伊丽莎白·鲍恩(1899-1973,也称卡梅伦太太)。《书信集》中最多的是给父母的家书(近百封),给鲍恩的信在数量上居其次,有二十二封。鲍恩比伯林年长整整十岁,在爱尔兰的科克有庄园,常用于招待文学界的客人,伯林的第一本著作《卡尔·马克思》就是于1938年9月初在那里删削告竣的。伯林在鲍恩面前常常肆无忌惮,无所不谈,甚至会乞怜、忏悔、撒娇,有时近乎调情。伯林曾与学生蕾切尔·沃克相恋,因对方是“非犹太人”(gentile), 自己不可能与她结婚(这是种族主义?),不得不在1935年中止与她的关系,分手的场景令人痛苦。此事他与鲍恩毫无保留地谈及(1935年9月),承认他对蕾切尔所说的一切“最不可理喻”,可见两人交情至深。

    1933年11月30日,牛津新学院(New College)院长、史学家H. A. L. 费希尔请他表妹弗吉尼亚·伍尔夫到位于学院内的院长府用餐,费希尔夫人还请了全灵学院的斯帕罗、莫德林学院的C. S. 刘易斯、新学院的哲学教师克罗斯曼和伯林等人作陪。席上还有费希尔夫妇的女儿玛丽和她朋友、来自爱尔兰的“小宝贝”莫伊拉·林德(后来的加斯特夫人),后者当时在牛津是古典学的走读生,住在费希尔的院长府,她和姐姐西勒都美貌异常(伯林自己说与西勒有一段“简单庸俗”的爱情),是牛津时髦圈子惟恐请不到的红人。两姊妹还是共产党员,这也是当时的时尚。那天伍尔夫的丈夫莱纳德未去牛津,不知何故,反正两家有点疏远。

    几天之后,伍尔夫信告外甥昆丁·贝尔那次晚餐的一些情形,说到伯林:“参加的人中有了不起的以赛亚·伯林,牛津的重要人物,外表看起来像葡萄牙犹太人;我想应该是个共产党员,一个玩吞火把戏的人。”显然伯林那晚谈锋很健,给来客留下印象。大萧条之后的伯林和牛津很多年轻人一样持左翼观点,政治上支持工党,未加入共产党。他那天被伍尔夫的优雅所打动,回到住处还平静不下来,马上给玛丽·费希尔(二战时也在英国情报部工作,后任殖民部官员、牛津圣希尔达学院院长)写了一封短信,主要想把一同出席晚餐的克罗斯曼揶揄一番(“那个叫克罗斯曼还是克罗斯帕奇或其他什么名字的”),其实伯林一年前得到新学院哲学导师(tutor)的职位,还是克罗斯曼帮的忙。伯林还告诉她“弗吉尼亚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性”。这位年轻的独身主义者非常脆弱,此时已过半夜,依然亢奋,又提笔给鲍恩写了一封长信,告以晚宴上的详情。在鲍恩面前,他一再形容自己如何为伍尔夫所倾倒:“晚餐时我坐在她对面,不发一言,惊讶而又心满意足地欣赏着她超凡脱俗的美丽。”餐后他还无法尽兴地与她交谈,于是“郁郁不乐地退到角落和一个叫刘易斯的人谈起了上帝、莎士比亚以及生活戏剧”。这位刘易斯资格比伯林老不少,是托尔金的朋友,《纳尼亚传奇》作者,但是伯林对他的话题不感兴趣,还想到伍尔夫面前孔雀开屏——用他的口才。果然他抓住机会表现自己的才华,并炫耀结交的人物。根据伯林的汇报,有人说到了鲍恩,他马上接口,称鲍恩正在美国,自己还收到了她的明信片:

    我说话时脸红得厉害,你想象它有多红就有多红。伍尔夫夫人问:“她说了些什么?”我嘟哝了一些不知所云的话,很快又把话吞了回去,…… 我无法告诉你,明天我会怎样认为自己说出那样的谎言有多么善意,但今晚我肯定不觉得自己是善意的,就像那些荒唐可笑爱写自传的俄罗斯人一样,我所编造的谎言在头脑里翻来覆去。我真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毫无道德原则的人,做了大胆妄为之举,却为此得到了片刻的极大欢愉。……这么做是要让你心软,不仅原谅我(虽然我不值得原谅,但我希望,看在我如此谦卑的份上,你能宽恕我所做的事),而且不觉得此事过于可笑,不要像我那样,倘若此事发生在别人身上,我定会冷酷无情地加以耻笑。相反,你倒要为此感动不已。……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如此像俄罗斯小说中的一个小人物,将所经历的一切细微的情绪变化无限地戏剧化,其中,哪怕是一桩小小的罪过,都会一直逼迫他,纠缠在他的心头,最后变身为复仇之神。

    他说谎了,鲍恩没有从美国给他寄明信片。但是伯林想当然地假定,凭他与鲍恩的交情,鲍恩在旅行时势必念着他,会用明信片问一声好,再让他分享一路的观感。(两人之间,往往因为这种让对方意识到的假定而走得更近。)忏悔后面,藏着抱怨(因而不怀善意):为什么鲍恩到了新世界就不想到他,以致造成了伤害?假如她寄一张明信片,他会多么高兴,哪怕是出于虚荣心!明天他不知会搬出什么理由来辩解,他得赶紧在还比较诚实的时候将信写好,老实认错(“大胆妄为之举”)。撒谎者果真能如此坦然地自剖,也不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责人严,待己宽。忏悔似的自我分析读来又像自白与展露,称之为调情也不算为过:要让鲍恩“心软”、“感动不已”。

    在这同一封信里,伯林说到世事总有权宜的地方,并首次引用了康德的名言:“以扭曲的人性之材,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其实,这是他从科林伍德的讲座上听来的。一年前,他在给一位上自己哲学课的女生的信上写到科林伍德:“如果他对你感兴趣的话,你会发现他很有趣,甚至很煽情。实际上,我对[他]了解很少,不过我总看到他对人幽默风趣,足智多谋,招摇撞骗,一肚子坏水。”听起来有点话外之音,甚至像好心的警告,但是这又不妨碍他紧接着说科林伍德的好话:“在牛津,他是唯一一位真正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哲学导师。这一切真是太好了,希望他也能教我。”毫无顾忌地评点牛津任何人物,而且不在意听者是谁,这是伯林的魅力。译者在翻译中“您”字用得太多,语气与信中的内容相冲突,这是小小的遗憾。

    伯林在1989年又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与伍尔夫的首次相见,完全没有提及他自己对那天交谈的贡献[伯林,《回忆弗吉尼亚·伍尔芙》,收入《个人印象》,扩充版(普林斯顿,2001),第168页至171页]。是他忘记了鲍恩明信片的插曲,还是他当年编造出这么个故事来打动鲍恩?1940年伯林又见到伍尔夫,过了七年,依然在惊叹她的美丽:“她是个如此天才而美貌的女人,我几乎不能用言语形容,见到她时我感到惊恐和仰慕,每次和她会面之前与之后我都颤抖不已。”这是他在1940年6月23日致玛丽·法兰克福特(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之妻)信上说的,第二年3月,五十九岁的伍尔夫走到了她生命的尽头。

    另一个堪称极端的自我戏剧化的例子出现在1933年一封致戴安娜·哈贝克的信里。收信人是简·奥斯丁的弟弟弗朗西斯的曾曾侄孙女,她前一天过生日,在祖母家办了个晚会。据伯林自述,他在晚会上见到一只配有精巧银质框架的火柴盒,很喜欢,动了歪念。他装模作样拿在手里把玩,不时取出火柴,为自己点烟,也为别人点烟,不知不觉之间火柴盒落到了自己的口袋里。这时他佯作厌恶地对身旁的诗人斯蒂芬·斯班德惊呼,自己怎么染上了盗窃癖!斯班德心领神会,笑着把火柴盒放到自己口袋里,以示同好。晚会余下来的时间里,斯班德无意再碰那个火柴盒,引发了伯林温和的抗议,于是它又回到了伯林的口袋。出门后,两个朋友又到另一家咖啡馆稍坐,伯林还记得用过火柴,但是第二天早上,那个小玩意儿居然就失踪了。伯林立即提笔给戴安娜写信,把自己不可遏制的窃物冲动和盘托出:

    我真希望你们没有留意它的遗失(它太小了),而且希望你们还没有怀疑到我。我本该早一点告诉你的,非常抱歉,我想我最好去另买一只尽可能相似的火柴盒,再寄给你祖母,并附上一封道歉信:我心中充满愧疚,怎么赔礼都愿意。

    伯林还有一个目的,他要邀请戴安娜陪他上街,一起去商店寻找样式差不多的火柴盒。

    在这件事上,伯林看起来诚实,其实也未见得。伯林家是犹太富商,他看得中那个银质火柴盒,想必是工艺极佳,还可能有点年月,而且是专门制作的,不是常见的款式。看来他和戴安娜会白跑一趟,但是两人却会更加亲近。伯林在前一晚“顺”了火柴盒,有着精心的准备,后来不顾面子强从斯班德手中要回来,怎么可能到了另一家咖啡店就把战利品完全忘掉?会不会他既想交代自己的“盗窃癖”,又把诱惑物放在自己随时可见的地方,使之不再作恶?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非但是“巧取”,而且是“豪夺”了。不能往这一方向猜想。火柴盒事件没有下文。戴安娜会与他有咖啡之约,但是一同上街购买火柴盒是全无可能的。她肯定会转告祖母伯林先生极度的愧疚,老太太或许说:“假如知道伯林先生那么喜欢,我就把火柴盒送给他了。那是朋友的礼物,是有点舍不得,不过真没有什么,可怜的伯林先生!”

    伯林与自己的对话不断在进行中,写信往往就是他与自己对话的好机会。他曾在1934年的信上说:“我发现自己是如何恶劣地欺骗了自己,我迫不及待地要立刻忏悔。”德国籍的牛津同学亚当·冯·特罗特在《卫报》上发表文章,驳斥英国报刊关于德国法庭歧视犹太人的报道,伯林非常愤怒,但是又问自己能否不偏不倚地观察所发生的一切。“在纳粹和犹太人问题上,”他写道,“我不可救药地怀有先入为主的看法:这也许影响了我对纳粹的基本看法。”他经常注意到自己“无意间会有些不诚实的因素在作怪”。尽管如此,他无意做圣徒。在彻底诚实与承认自己有点不诚实之间,他可能会选择后者。

    伯林常在家信里提及牛津的朋友们,还要说说自己如何干净,剪了指甲,口气总像母亲的乖宝宝。1938年1月,他告诉父母,外交部的哈罗德·尼克尔森受邀到全灵学院用餐,坐在伯林旁边。一起就餐,食用什么无关紧要,紧要的是能够与邻座谈话,谈得风趣而周到。“他说做一名全灵学院的研究员是多么好的一件事,”伯林得意地写道,“他多么希望自己也是其中一员,但他参加选聘失败了。他总是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一个有趣、聪明但是不太好的人,有点龌龊心理,像W[恐为“V”之误]. 伍尔夫,但是没有她那么尖刻。”在“参加选聘失败了”这几个字后,编者加了一条注:“我找不到证据证明此事属实。”英国人有保管各种档案的本领,想必是哈代为核实这一细节到全灵学院查核了历年申请者的材料,根本没有见到哈罗德·尼克尔森的名字。那么,究竟是尼克尔森撒了一个小小的谎,让身边这位年轻的全灵学院研究员听了舒服,还是伯林无中生有,专门编个故事让父母为他感到骄傲?这位尼克尔森是牛津贝利奥尔学院毕业的,资深外交官,参加过凡尔赛和会,上世纪三十年代作为工党议员从政,写过关于魏尔伦、拜伦、丁尼生和斯文本恩的著作。把尼克尔森比下去,算得上一回事。1949年,尼克尔森出版了《邦雅曼·贡斯当》一书,伯林1958年的牛津就职演讲《两种自由概念》得益于贡斯当对古代和现代两种自由观的分野,是不是也应感谢尼克尔森?伯林说到伍尔夫,也是联想所致。尼克尔森的夫人是诗人、小说家维塔·萨克威尔-韦斯特,与伍尔夫有深交,是《奥兰多》里那位雌雄同体的主角的原型。哈罗德·尼克尔森的儿子本·尼克尔森在牛津读历史,也是伯林交往圈子里的人。《书信集》里最长的一封私信大概就是伯林1937年9月回复本的信(印出来整整七页)。伯林喜欢的是奥地利的萨尔茨堡,二战前几乎每年都去那里的音乐节朝圣,而本刚去了威尼斯。信的一开头伯林把威尼斯痛斥一番(“一个封闭而阴森的同类相食的地方”),原来满腹怨气来自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与人物!他想说的是对詹姆斯的“与日俱增的厌恶”,称他笔下那些人物(《鸽翼》?)为“情感吸血鬼”:“他们不让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是寻找体验,挖掘体验,有时候还搜索体验。”伯林还提到他那件在朋友间负有盛名的斗篷(如图),那无疑是戏剧化的道具。最后伯林留下一句名言:“把虚假的事大题小作一番,是莫大的快乐。”从前面两个自我戏剧化的场面来看,他还会小题大作。

    书信读者往往有点窥淫癖,八卦消息、玩笑、坏心眼,也是大家偷偷期望的。伯林倒不使人扫兴,从来不是正襟危坐,摆出一副家庭教师的尊严。他酷爱八卦,玩笑不断,不惮发泄一点恶意。牛津语言哲学家阿尔弗雷德·J. 艾耶尔比伯林小一岁,但是早在1936年就因《语言、真理与逻辑》一书闻名。那一年,伯林在写给一位女生的信上毫不隐晦地说,能够向她解释艾耶尔书中的错误,是他最想做的事情,“我怀着真诚的愉快心情期待着做这件事”。伯林好交友,世俗、势利。有时他让人感到,他那一潭深水,因错综混浊的潜流而更具生命活力。又是在一封给鲍恩的信(1936年9月4日)里,他喋喋不休地谈论流行小说作家休·西摩·沃尔波尔,称后者“发自内心的情真意切和纯澈透明的性格”给了他“最大的乐趣”。但是真诚、澄澈绝非他心里看重的品质,这位沃尔波尔在信中恰是他无情嘲笑的对象(“每当他加入布鲁姆斯伯里文人圈子里时,总要受到他们的唾骂和讥讽,他是如何熬过那种痛苦的,这一点确实让人惊叹”)。伯林倒也不会就此一直恶毒下去,让收信人难堪。耍弄一通沃尔波尔后,他用“他是一个值得交往的朋友”来抹上文明客气的一笔。

    伯林见到过的作家诗人,当然是多极了的。有一次偶遇叶芝,颇有戏剧性,他记录了下来,告诉了克里西达·伯纳姆·卡特,即前面提到过的里德利夫人(她与里德利结婚是在1939年)。那天(1938年8月28日)伯林从牛津去爱尔兰,受邀到鲍恩宅邸度假,集中精力压缩马克思那本书。那晚他在都柏林过夜,信是在谢尔本饭店写的,读起来就像他压低了嗓子在说话。起首有点神秘:“你一定要相信我说的话。”他正坐在饭店的写读室,向克里西达报告他的所闻所见。原来坐在他右边的居然是大诗人叶芝,在角落里向“一位年轻的女人以及一位像他弟弟的人吟唱诗篇”。伯林一边以他惯常的风格侃侃而谈,一边将所见那位大诗人的一举一动记录下来。“叶芝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身体前倾,围坐桌边,点燃的香烟发出微弱的光芒,而他们说话的声音被两个美国政客一直喧闹不已的单调声音遮盖了。我希望有勇气向叶芝先生介绍自己,跟他解释说曾有一次我坐在他身边吃午餐,然而实际上这样的事情是不能做的。”然后他谈自己的行程,牛津的装修,熟人的电话和充满柔情的声音,突然插入一句:“我希望美国人会停止他们的闲聊:此时叶芝先生看起来很高贵。”然后又是亲切的絮絮叨叨,一会儿戴维·塞西尔,一会儿本·尼克尔森,又说三周前给克里西达写了信,最终却没有寄出,写得太傻了,感谢她的来信,不要说信写得糟糕,他自己才熟悉这种感受,正在苦苦体验。紧接着如此这般的闲言碎语,出现一条插话:“叶芝先生走了,美国人令人难以忍受。”信最后是:“我对这段非常愚蠢而且又七零八落的文字感到抱歉。”读这封信的时候,我们似乎能听到他高速而轻轻的声音,像是半睡半醒状态中一个长长的电话,偶尔张开眼睛就有好玩的内容闯入眼帘,每次都是那位叶芝先生。伯林顺便卖弄了他对叶芝作品的熟悉程度:“他念的我听得很清楚,也许是那个女人写的诗,因为在我听来比较生疏。”正好五个月后,叶芝死于法国一家旅馆,那次伯林不在场。伯林第二天抵达鲍恩宅邸,女主人把他安排在“一间极其高大、空旷、漂亮的房间”,点着四根蜡烛,墙上挂着“伦勃朗(的)一位将军(?)像”。伯林争气,在十分戏剧化的环境下,以两周的时间改定了《卡尔·马克思》书稿寄出版社,全灵学院的资深学者终于相信,这个无所不能的闲话篓子还是能够写出东西来的。至于伯林本人,他回到牛津就写信给鲍恩,不知如何表示感谢是好。感谢之外,甚至还有点调情:“我的喜爱之情、仰慕之情,以及那千回百转、难以名状的复杂感情都上升到了一定高度,如果说得出来,我应该会生气的。”说得出吗?真是说不出。鲍恩一生有几位情人,伯林不在其中。

    1933年秋,大概就在费希尔宴请伍尔夫之前不久,二十四岁的伯林答应费希尔为家庭大学丛书撰写其中的马克思卷,此前好几位有资格写这本书的学者都婉谢了。伯林1928年秋进牛津的基督圣体学院,四年里读了两个本科学位(古典学和“PPE”,即“哲学、政治和经济学”),考试都获甲等,在牛津非常少见,据说艾耶尔也考不过他。本科毕业后,他谋到新学院哲学导师的职位(1932年10月,正式成为该院研究员是1938年10月),11月初经选拔考试成为全灵学院研究员(因兴奋过度回家休养数周),从此他就跻身牛津的学术新星。由于那本差不多写了五年、篇幅并不大的《卡尔·马克思》,伯林决定专攻政治思想史。假如费希尔约请伯林写的是一本《亨利·詹姆斯》,伯林未来的学术生涯将取什么方向?

    在这两册《书信集》里,伯林相当自信地评论过很多作家和作品。散见于书信中的大量关于“奥登那一代”的文字,再现了三十年代英国政治与文学的特殊关系。他那时代的牛津,文学是师生共同呼吸的空气。他渴望体验生活,珍惜人与人之间的情谊,相信阅历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他在比较了亨利·詹姆斯、普鲁斯特和托尔斯泰的不同风格后指出,詹姆斯“不能从他的直接体验中找到足够真实的素材来满足他的写作技巧”。这是十分精到的评语。E. M. 福斯特的杂集《阿冰格收获》一出版他就读了,并在1936年3月23日给玛丽·费希尔的信上写下了这段耐人寻味的话:

    非常有趣,痛苦而敏锐,使读者害怕见到作者,因为作者显然敏感,有敏锐的观察力,能够使人对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感到难为情,而且他总是能拿出不可辩驳的理由使人如此难堪……

    也只有极其善于自我戏剧化而且又对自我戏剧化高度自觉的人,才写得出这句非凡的话来。如果伯林不写那本《卡尔·马克思》,而像福斯特那样一心投入文学创作与评论,他写出书来,大概也会让读者害怕见到他吧。

     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教授)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发布时间:2013-06-28浏览量:11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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